宋元粮仓遗址位于镇江，是一处跨越宋至清代的重要粮仓遗址群，见证了镇江作为古代漕运枢纽的辉煌历史，该遗址反映了宋元以来国家粮食储运体系的发展演变，体现了镇江依托长江与运河交汇的地理优势，在南北物资转运中的关键地位，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古代仓储制度、漕运经济及城市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考古价值。
宋至清粮仓遗址，镇江漕运历史见证
长江之畔,运河之滨，一座千年古城以其独特的地理禀赋，书写了中国漕运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在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双井路如意江南小区内，沉睡着一处跨越宋、元、明、清四朝的宏大仓储遗迹——宋元粮仓遗址，这片土地之下，夯土层叠、砖石交错，无声地诉说着镇江作为东南漕运咽喉的辉煌过往，2013年3月5日，该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7-0158-1-158，成为大运河遗产体系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千年粮仓：从转般仓到大军仓的历史嬗变
所谓"转般"，始于唐代，唐初南方各地缴纳贡赋，须另出脚费雇人运至洛阳，江南租粮正月上道，至扬州便逢水浅滞留，渡淮入汴后又常遇河道干浅，运输效率极为低下，裴耀卿首创分段转般之法，在中转节点设仓储存，再适机转运，安史之乱后，转运使刘晏进一步明确"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分段运输原则，效率显著提升。
宋代在镇江设有转运司,转般仓即为其下属专门受纳、转输米粮的仓储机构，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运使向子諲因上江粮运至镇江后"占舟而防，折运纲兵，亦复侵耗"，乞置仓以转般为名，然而转般仓的正式设置，是在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由守臣待制司马伋、总领叶翥、运副陈岘三司同创，据《嘉定镇江志》记载，开禧初年守臣待制李大异将仓廒扩至五十四座，储粮约六十余万石，嘉定十四年（1214年），守臣待制史弥坚念"滨江积贮最为利济，要须储蓄百万"，新开归水澳，增建廒宇二十座，至嘉定十五年（1215年）八月竣工，储粮能力终达百万石之巨。
元代于转般仓旧址兴建大军仓,规模有所缩小，至元代该仓废弃后，明清时期仍沿用部分仓储功能，据考证，位于市区双井路一带的宋代转般仓鼎盛时达七十四座廒宇，加上丹阳吕城镇有年仓四十座，宋代镇江转般仓总计达一百一十四座，规模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
考古揭秘：十一座仓基重现人间
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南京博物院与镇江博物馆联合对双井路片区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这次发掘入围了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南北总长约二百米、东西宽近二百米的区域内，发现仓基遗迹十一座，分为北宋、南宋和元代三期。
北宋仓基两座,南北向平行排列，间距约二十米，其中二号仓平面呈长方形，进深二十九点五米，面阔约一百一十米，面积超过二千七百二十二平方米，仓基由灰黄泛褐色土夯筑而成，厚约零点五米，含有碎砖粒、木灰、贝壳，出土有北宋青白瓷、黑瓷、青瓷和唐代酱釉陶等遗物，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仓基建筑用砖中有不少唐代镇江罗城城砖，其上模印有"润州""官""晋陵"等文字，见证了建筑材料的跨代 reuse。
南宋仓基八座,位于北宋仓基北面，以宋元时期道路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分布，南北向依次排列，布局规整，其中一座南宋粮仓南北进深十七点七米，东西面阔约八十七米，面积超过一千五百四十平方米，仓面发现青砖铺地，柱础石分为早晚两期，晚期十六块柱础石顶面有正方形孔，规格统一，布置严谨，仓房以砖砌隔墙分隔为不同仓间，并设有青砖砌筑的坡道方便进出。
元代仓基一座,叠压在北宋二号仓之上，南北进深十七点五米，东西面阔五十米以上，面积八百七十五平方米以上。
考古还发现了宋至清代古河道、元末明初石拱桥（即文献记载的拖板桥）、清代码头、清代房基等遗迹，河道遗迹以南地势较高，海拔约九米，文化堆积厚约六米；海拔约五米处发现建筑平砌砖及夯土遗迹，土色褐黄，含黑色木炭灰与红烧土颗粒，石拱桥呈南北走向，横跨古河道，位于仓基正南面，与文献记载"腰闸至转般仓前拖板桥，长一百九十丈"完全吻合。
江河交汇：镇江漕运的天赐地利
镇江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西接汉沔、东临大海，自古便是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冲，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年）下令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镇江由此成为江南运河的北端起点。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润州刺史齐澣整治航道，将江南运河入江口西移，并在瓜洲开凿伊娄渠长二十五里，使过江船只直达邗沟，"岁无覆舟，减运钱数十万"，大诗人李白赞曰："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自此，镇江漕运进入鼎盛时代。
自唐至明清,江南漕粮必经镇江、瓜洲入淮再转黄河北上，唐朝时每年东南漕运至京师粮食自数十万石至一二百万石不等；北宋两浙路岁供漕粮一百五十万石；明清时常年南粮北运达二三百万石，唐代漕运分陕西、河南、江淮三段，"最重者京口"，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润州刺史韩滉以五百弩手护送百艘粮船至长安，"时关中兵荒，斗米值钱五百，及混米至，减五之四"，解了朝廷燃眉之急。
南宋偏安东南,以临安为都，镇江与临安分居江南运河两端，卢宪在《嘉定镇江志》序中写道："京口当南北之要冲，控长江之下流……国赋所贡，军需所贡，聘介所往来……所甚便利也。"镇江商业税居全国第八，转运漕粮占全国七成，繁华冠绝一时。
明清时期,镇江漕运地位愈加重要，明初罢海运、修运河，江浙漕舟多经镇江出江，清代漕运发展至顶峰，漕运总督在镇江设镇江卫专管漕务，林则徐曾亲赴镇江整顿漕政，坐镇江口督运漕米过江，每年冬春大帮漕船拥至，西津渡港口空前繁忙，场面蔚为壮观。
因河而兴：漕运催生的城市繁荣
漕运的兴盛直接催生了镇江手工业与商业的蓬勃发展,造船业是镇江支柱产业，唐代韩滉在润州造楼船战舰三千艘；宋代设三处造船厂，南宋嘉定年间赶制多桨船五百艘，"捷疾如飞"；明清时造船规模进一步扩大，永乐年间承建海运船二百余艘，清代康熙年间在丹徒高资港新建船厂专造战船，造船业带动了缆绳、桐油、铁钉、木材加工等行业兴盛，城外打索街即源于宋代。
丝织业同样辉煌,润州方文绫、水文绫、衫罗绫等均为贡品，北宋设"织罗务"织大花罗，南宋织造务"岁贡御服花罗数千匹"，清代城内织机千张以上，京江绸畅销全国乃至朝鲜、日本、南洋、欧美，最盛时织机三千余张、织工近两万。
西津渡作为漕运咽喉,更是宗教文化、救生文化的汇聚之地，昭关石塔、甘露寺铁塔、观音洞等古迹林立，妈祖信仰、水府庙祭祀等民俗活动繁盛，清代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的成立，更彰显了这座城市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
实物见证：大运河遗产的不朽丰碑
宋元粮仓遗址出土遗物标本时代跨度从唐代至明清,以陶瓷生活用品和砖瓦类建筑材料居多，包括唐代砖瓦、宋代瓦当与铠甲片、元代瓷器、明清铜佛像与石器等，这些遗物与仓基、河道、石桥等遗迹相互印证，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漕运仓储图景。
这处遗址是目前大运河沿线经考古发现的规模较大的仓储基址遗迹,验证了《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等文献记载，为中国大运河漕运、宋元仓储建筑、镇江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201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采取覆土掩埋保护方式，原址保护了二号仓和九号仓基址，让这段沉睡的历史得以永续传承。
江河不息,运河长流，宋元粮仓遗址如同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史书，以夯土为页、砖石为字，记录着镇江因河而兴、因漕而盛的千年传奇，它不仅是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有力见证，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仿佛仍能听见漕船的号子、粮米的倾泻、商贾的喧嚣——那是一座城市与一条河流共同谱写的永恒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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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粮仓遗址是镇江漕运历史的重要见证，它跨越宋至清多个朝代，这些粮仓遗址见证了镇江在漕运中的关键地位，在历史上，漕运对于国家的物资调配至关重要，宋元时期，镇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漕运的重要节点，众多粮仓在此设立，储存着大量粮食等物资，保障了漕运的顺畅，历经明清，虽然时代变迁，但这些粮仓遗址依旧承载着往昔的繁华与忙碌，默默诉说着镇江漕运曾经的辉煌，是研究古代漕运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