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是一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近代体育史石刻，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题记镌刻于摩崖之上，记录了浙江体育会的相关历史信息，反映了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为珍贵的石刻文物，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也是近代体育文化传承的实物见证，对于研究浙江乃至中国近代体育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近代体育史重要石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杭州云居山巅东侧，紧邻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苍翠崖壁之上，一组历经百余年风雨的摩崖石刻静静矗立，石灰岩的粗粝表面，承载着行书、楷书的遒劲笔锋，也铭刻着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体育史，这便是被誉为我国唯一与体育有关的摩崖石刻——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1989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杭州市园文局在摩崖处修建保护亭，以钢砼结构、穿斗式梁架悉心守护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崖壁之上的历史回响
云居山，因唐代道膺禅师在此结庐筑庵、取名"云居"而得名，宋代佛印禅师重建云居庵，元代中峰禅师又建圣水寺，明代将圣水寺并入云居庵，称"云居圣水禅寺"，清代几经重建，今已不存，而摩崖所在之处，原本正是圣水寺的旧址，正是在这片承载着千年禅意的土地上，一群心怀家国的革命志士，以刀笔为旗,刻下了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开篇宣言。
崖壁高约4米，最宽处约8米，亦有资料记载崖宽约15米，整组题记共分三组，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岩壁之上，第一组位于岩壁左侧，上刻"云山万古"四个行书大字，字径高0.45米、宽0.35米，笔力雄浑，气吞山河，第二组居于岩壁中部，又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题记正文——"中华元年，浙江体育会成立，圣水寺僧大休捐山地，王君湘泉赠山岩供摩崖用，因题四字，以志不忘，永康吕公望记，宁海叶颂清书。"行书小字，字径仅高0.10米、宽0.10米，却字字千钧；下部书"逸趣"二字，行书，字径高0.50米、宽0.50米，落款"中华四年（1915年），学琴撰，大休朱以德书并识"，第三组位于岩壁右侧，楷书"贞固"二字，字径高0.53米、宽0.40米，由仙居王荦题写，三组题刻如同一方精神的印章,盖在了云居山的胸膛之上。
辛亥风云与体育救国
要读懂这方摩崖，必须回溯到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1905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陶成章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设"体操专修科"，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体育组织之一，1907年，鉴湖女侠秋瑾从上海回到浙江山阴，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同时接办"大通体育会"，并以体育会名义组织光复军、培养革命干部，秋瑾曾在离石刻不远的吴山上，与徐锡麟秘密策划武装起义，写下"老树扶疏夕照红，石台高耸近天风，茫茫浩气连江海，一半青山是越中"的壮烈诗篇。
同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秋瑾亦在绍兴从容就义，这两位先驱的鲜血，浇灌了后来者心中不灭的火种，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原光复会会员、浙江军政要人朱瑞、吕公望、叶颂清、沈钧儒等人，于秋瑾殉难五周年之际，在杭州西湖凤林寺召开纪念大会，会上，众人有感于秋瑾当年首开体育专修科、以军事训练强学生体魄的远见卓识，深感"身体是强国之根本"，决意"以作尚武之精神，救文弱之积习",遂重建浙江体育会。
1912年8月，浙江体育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会之一，也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最早成立的省级体育组织，浙江体育专科学校也在杭州大营前30号应运而生，沈钧儒任董事长，吕公望任校长，王荦任教务长兼国文教员，学校以"勤静敬奋"四字为校训，校歌慷慨激昂："竞争世界武装和平，弱亡强者胜，生死存亡，一发千钧，青年责任，远追希腊，近师普鲁，铁血铸精神。"这所学校共招收六期365名学生，培养了大批体育人才，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汤恩伯、陈诚，以及名扬江浙的"一字"篮球队组织者周剑飞、十项全能冠军张绳宽等杰出人物。
题刻者群像：文武双全的时代脊梁
摩崖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部浓缩的近代史。
吕公望（1879—1954），浙江永康人，字戴之，1905年来到杭州，通过同乡结识秋瑾、徐锡麟并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时参与光复杭州和攻克南京之役，历任浙军第六师师长、嘉湖镇守使，护国战争时在浙江宣布独立、起兵讨袁，1916年被推为浙江督军兼省长，他不仅是沙场骁将，更是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亲自担任浙江体育会会长和体校校长，建国后，他曾任中国人民救灾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委员,1954年病逝。
叶颂清（1879—1936），字子波，浙江宁海人，军事家、书法家，1906年被秋瑾发展为光复会成员，秘密组织光复军，1907年受秋瑾派遣，率32人敢死队潜入杭州准备配合起义，事败后脱险，杭州光复后率部参加攻克金陵之战，1912年授陆军中将衔，他的书法遒劲有力,摩崖上的小字正文便出自他的手笔。
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他以省议会副议长身份担任体校校董,为体育教育倾注心血。
大休（1870—1932），清末民国时期临济宗高僧，先后住持杭州圣水寺、苏州包山禅寺、寒山寺等名刹，兼通琴诗书画，他慷慨捐出圣水寺山地供摩崖之用，其1928年至1930年完成的"百怪图"驰誉画坛，李根源、吴湖帆等名家均留有题跋，1932年冬在苏州圆寂，肉身坐化石塔葬于木渎，后与摩崖石刻一同被炸毁，舍利不知去向,令人扼腕。
王荦（1867—1937），原名洪杰，浙江仙居人，清末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创办《新浙江潮》并任主笔，同年参与创办浙江体育学校，次年任校长，主校十余年，1921年当选浙江省第三届议会议员、浙江省体育会会长，他善书法，誉满杭城，西湖玉泉、岳坟等名胜均有其题词遗墨。
朱以德（1886—1942），浙江临海人，南京金陵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光复金陵，后随援粤闽浙军副总司令童保暄援闽，1942年参加"金兰会战"抗击日军，兰溪沦陷时遭日军刺杀阵亡，年仅56岁，他喜学王羲之书法，尤好写竹兰和篆刻，著有《兰竹斋印谱》二卷，摩崖上"逸趣"二字的落款便出自他手。
从体育会到全运会：百年薪火相传
浙江体育会的成立，翻开了杭州公共体育事业的崭新篇章，1915年10月17日，浙江体育会与教育会联合举办第一届联合会操，地点在杭州梅东高桥大营盘操场，竞技项目多达二十余种，1916年11月，浙江省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在同一地点举行，全省46所中学2760名运动员参加，时任省长吕公望亲自担任大会会长,规模之大为清末民初以来所仅见。
更为辉煌的篇章写在1930年，在浙江体育会的推动下，中华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隆重举办，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也是首次由国人自主负责筹备、组织和裁判的全运会，一扫此前三届全运会上洋人颐指气使的屈辱，运动会设田径、全能、游泳、篮球、排球、足球、网球、棒球等男子项目，并首次设立女子田径、篮球、排球、网球等竞赛项目，全国14个省、7个特别市及华侨团体共22支队伍、1640名运动员齐聚杭州。"飞人"刘长春夺得男子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两年后更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为举办这届盛会，杭州在梅东高桥大营盘辟出128亩空地，建起田径赛场、400米标准跑道、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及棒球场，并仿照国外模式建万人大看台和司令台，杭州市政府还将通往体育场的道路命名为"体育场路"，两侧为健康东路和健康西路,这条路至今仍是杭州城内的主干道之一。
石刻不朽，精神永存
这方摩崖题记，1979年曾被杂草蔓枝覆盖淹没后重新发现，1989年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1990年建亭保护，它不仅仅是一处石刻，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它见证了秋瑾"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壮志未酬，见证了吕公望、叶颂清等人继承先烈遗志的赤胆忠心，见证了中国近代体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
从大通学堂的体操专修科，到浙江体育会的成立；从365名体校学生，到2760名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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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会摩崖题记是近代体育史的重要石刻,如今已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见证了特定历史时期体育发展的印记，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近代体育在浙江地区的兴起与演变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以独特的石刻形式，记录着当时体育活动开展的相关事迹，让后人得以直观地感受那段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脉络，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