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宁会馆是清代安徽宁国府商帮在上海设立的同乡会馆，是徽商文化在沪的重要历史遗存，宁国商帮作为徽商的重要分支，凭借经营茶叶、木材、文房四宝等贸易在上海崛起，会馆遂成为其联络乡谊、商议商务、祭祀祈福的核心场所，会馆建筑融合徽派风格，雕梁画栋，体现了徽商的经济实力与文化品位，徽宁会馆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徽商群体在近代上海的兴衰历程，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与文化传承价值。
安徽宁国商帮在上海会馆，徽商文化遗存
在上海半淞园路街道辖区内,有一条名为徽宁路的马路，对于大多数上海市民而言，这不过是一条寻常的城市道路，绿荫婆娑，车水马龙，对于祖籍安徽的人来说，这条路却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记忆——因为在这条路上，曾矗立着一座由安徽徽州、宁国地区旅沪商人集资建造的同乡组织机构：徽宁会馆，会馆虽已湮没于历史尘霾之中，但其留下的文化遗存与精神遗产，至今仍在诉说着数百年来徽商与宁国商人在上海滩筚路蓝缕、开拓进取的壮阔篇章。
会馆溯源：从思恭堂到徽宁会馆
徽宁会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彼时，旅居上海的徽州、宁国商人联合组织了一个同乡团体——思恭堂，他们集资购入上海县城小南门外三十余亩土地，建立暂厝棺柩的丙舍，并设立义冢，义务为无力下葬的同乡安葬，这一举措，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死生之外，皆无大事"的朴素理念，也折射出早期同乡组织在移民思乡、团结互助的文化心态下应运而生的历史逻辑。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同乡会又购进"二十五保十三图靡字圩各号田二十九亩八分二厘四毫"，进一步扩充义冢规模，思恭堂在初期主要承担协助解决客死上海的同乡入葬和代运灵柩的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慈善互助组织。
道光十六年（1836年），徽州休宁人汪忠增出任上海道台，他提议将思恭堂改建为"徽宁会馆思恭堂"，利用职权批准征用原义冢西侧（今徽宁路）土地若干亩建造会馆，并"请免地征"，会馆正殿祀关帝，殿前设戏台，两侧为游廊和观楼，东厅祀朱文公（朱熹），西厅即思恭堂，这一建筑格局，将徽州地区的乡土神灵引入上海，如同旅沪商人怀念与传达乡土文化的一种精神寄托，值得一提的是，偏殿供奉朱熹，这也是上海唯一一家供奉朱熹的会馆场所，足见徽宁商人对理学传统的尊崇。
会馆建成后十余年,便遭遇了两次重大损毁：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和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期间，会馆建筑和义冢均遭破坏，1865年太平军被镇压后，会馆在原址重建，1870年，时任上海道台的安徽六安人涂宗瀛专门为会馆书写了《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此后，1888年、1907年又历经扩建和修缮，至1911年益臻完美。
宁国商帮：徽商身旁的重要力量
要理解徽宁会馆的深层意义,就不能不提及宁国商帮这一常被忽视却极为重要的商人群体，宁国商帮是明清时期宁国府籍的商人团体，其成员主要来自宁国府下辖的泾县、旌德、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六县，其中泾县、旌德、太平三县为核心区域。
明代成化、弘治以前，宁国府民风重农轻商，"鲜有百里之游"，正德以后，经商风气渐开，至嘉靖、万历年间已蔚然成风，据地方志记载，泾县从弘治时"鲜事商贾"到嘉靖时"商贾亦远出他境"；旌德则在嘉、隆以后"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宁国商人的兴起，既源于人地矛盾与生态压力的逼迫，也深受徽商示范效应的带动，宁国与徽州紧相邻接，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太平县与黟县相交，两府居民在方言、风俗上多有相通之处，徽商成群结帮、从商如流的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刺激了宁国人走上经商之路。
学界常将徽商与宁国商人并称为"徽宁商帮"或"徽宁帮"，但需要明确的是，二者的关系更应理解为"合作"而非单纯的"依附"，历史上的宁国商人不应被直接划入"徽商"范畴——"徽商"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与空间概念，特指旧徽州府（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籍的商人，宁国商人在经营中拥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地位，如思恭堂的司年由"歙、休、婺、黟、绩、宁郡，五县一郡，各司一年，轮流管理"，"乐输丝捐""长生愿"由两府各县共同募捐，这种共建共管的机制，正是徽宁会馆区别于一般徽商会馆的独特之处。
清代人朱锦琮在《治经堂诗集》中将"徽宁之休、歙、泾、旌"与晋商相提并论；清末日本人所编《中国经济全书》亦称"安徽帮，又谓之徽宁帮，属于此帮之商人不过安徽省中徽州、宁国二府之商人故也"，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徽宁商帮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会馆职能：从联络乡谊到社会公益
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间,以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多重社会功能。
联络乡谊、维护同乡利益，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通商埠，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全国各地商人纷纷涌入，在激烈的行帮竞争和市场角逐中，旅沪徽宁商人需要一个由同乡组成的组织来代替故乡中的"家"，会馆正是在这种需求下应运而生，成为凝聚同乡、保障商业活动的重要平台。
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1910年，徽宁会馆以绅商捐助的1908年徽、宁两地水灾尚余救济款为主要经费，公推旅沪婺源商人胡执卿总理创建医治所，为贫苦生病同乡提供医疗，1912年，徽宁医治寄宿所正式成立，后规模扩大改建为徽宁医院，会馆还建有一所小学，为旅沪同乡子弟提供免费基础教育，会馆在斜土路251号首辟墓园，后于江湾、蒲松、闵行等处扩置，其中闵行杨家台墓园占地四十余亩，建思恭堂闵行分堂。
文化传承与教育功能,会馆东厅祀朱熹，体现了对儒学传统的尊崇，宁国商人素来热心教育，清代不少宁国商人出资创办义塾，如太平人汪诰"宣统元年捐资兴义学"，太平人孙享榜"捐腴田四十亩以立义塾"，旌德人汪笃周"捐建义塾，置田六十亩为膏火资"，徽宁会馆将这种兴学重教的传统延续到了上海。
会馆还集资修建了一条从会馆通往斜桥南路（今制造局路）的小路，最初叫"徽宁会馆街"，后省称为徽宁路，这条路名本身，就是徽宁商人在上海留下的永恒印记。
战火摧残与历史终结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会馆大部分建筑遭侵华日军炮火摧毁，抗战胜利后，在残存馆屋基础上稍事恢复，在原徽宁义园东侧另建新馆（今徽宁路625号），称原建筑为老馆，解放后，馆屋一度作为安徽同乡临时殡殓之所，原存棺木均送闵行义冢安置，1953年，民政局接管徽宁会馆，馆务宣告结束，此后，旧馆馆址大部分改建为工厂车间，新馆馆址也改建为各类工厂及民房，难寻会馆当初模样。
文化遗存：历史的回响
尽管徽宁会馆的实体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其文化遗存仍以多种形式留存于世，江苏吴江盛泽镇保留有清嘉庆十四年的徽宁会馆门楼，浙江衢州航埠村发现"新安同乡重修会馆碑记"，证实当地曾存在新安会馆，太平天国时期损毁后经重修，内供朱熹像，上海徽商会馆（徽宁会馆）现址位于虹桥路2266号，仍保留茶舍、戏楼等传统空间布局，这些散落各地的遗存，如同一条条文化脉络，串联起徽宁商人数百年的奋斗史。
徽宁会馆作为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的见证者,在城市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起到过重要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精神象征——象征着徽商与宁国商人"贾而好儒""先义后利"的文化品格，象征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乡土观念与商业文明的深度交融。
当我们漫步在徽宁路上,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见证过徽宁商人的悲欢离合，会馆虽已远去，但那种敢为人先、重义守信、团结互助的精神，依然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成为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许就是徽宁会馆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存。
承汉唐雄浑气韵，守世代匠人初心，汉匠古建作为深耕古建全产业链的综合型企业，将规划、设计、营造、修缮与装饰装修融于一脉，让每一块砖石都承载跨越千年的文明温度。从巍峨宫阙到江南园亭，从繁复雕饰到素朴砖瓦，汉匠人以指尖技艺接续历史脉络，以极致标准守护传统根脉，在现代生活里重焕东方建筑美学的恒久生命力。
徽宁会馆位于上海,是安徽宁国商帮在沪的重要场所，承载着深厚的徽商文化，它见证了宁国商帮在上海的发展历程与辉煌。
会馆内展现出诸多徽商文化遗迹,从建筑风格看，融合了徽派特色，飞檐翘角、木雕精美，彰显着独特韵味，其布局严谨，功能多样，既是商人们洽谈生意之地，也是同乡聚会交流之所，这里留存着的商业契约、往来书信等物件，更是直观呈现了当年徽宁商帮的经营活动，成为徽商文化传承的珍贵载体，让后人得以深入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商业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