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书院创建于1897年，是清末时期浙江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也是浙江大学的前身，书院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以"求是"为校训，倡导实学，注重中西兼修，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学科课程，打破了传统书院的教学模式，求是书院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开启了浙江新式教育的先河，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此后历经多次更名与发展，最终演变为今天的浙江大学，延续了"求是创新"的精神传统。
浙江大学前身,清末浙江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在浙江巡抚廖寿丰与杭州知府林启的共同推动下，一所承载着教育救国理想的新式学堂在杭州蒲场巷普慈寺正式诞生，这便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亦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它的诞生，犹如一声惊雷，划破了晚清沉闷的教育天空，开启了浙江乃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崭新篇章。
乱世之中的教育觉醒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内忧外患交织，甲午战败的屈辱犹在眼前，维新变法的浪潮席卷全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的弊端暴露无遗，已无法适应革新图强的迫切需要，杭州知府林启，这位来自福建侯官的进士出身官员，深感旧式教育之弊，毅然决定与廖寿丰共同奏报清廷，筹办新式学堂，1897年，清廷批准奏议，求是书院在杭州正式创立。
林启亲自担任书院总办,负责确定章程、延聘师资、招收学生等各项事宜，他深知，要培养真正有用之才，必须打破旧学窠臼，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教育理念，书院创办之初，便开设了算学、格致（物理）、化学、英文、国文、历史、地理等课程，并设有物理仪器室、化学实验室等教学设施，其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学制度、师资配置均与旧式学堂大相径庭，已具备现代学校的雏形。
1897年5月21日,求是书院正式开院办学，第一批招收学生三十名，以蒲场巷（今大学路）普慈寺为院址，普慈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殿宇规模宏大，为东城梵刹之冠，书院利用寺大殿作办公室，殿后东西两斋为学生教室和宿舍，校园占地颇广，闹中取静，环境优雅，开院之日，林太守亲临，率诸生先谒至圣先师，后请教习升堂，行师生之礼，场面庄重而肃穆。
筚路蓝缕的办学探索
求是书院的办学,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革新色彩，为避免保守势力的阻挠，书院故不称"学堂"而称"书院"，这一巧妙的命名策略，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外壳，又注入了新式教育的内核，书院以"振兴中华，御侮图强"为办学方针，注重实学，反对科举，在教授数理化等西学课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国文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强自强意识。
书院的课程设置颇具匠心,学生分三班教学：习过英文者入第一班，习过算学者入第二班，一事未习者入第三班，每日课程安排紧凑有序，从清晨六点起身到晚间十点就寝，每月仅给假四天，书院还规定每人发给日记簿一本，将所作功课及院中所闻所见均令登记，按旬呈送府宪考核，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求是书院不仅在院培养学生，还首创派学生出国留学，1898年，就读于书院的四位学生前往日本留学，开中国官费留日风气之先，此后至1902年，书院先后资送何燏时、许寿裳、蒋百里、钱钧夫等三十二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总数达一百五十四人，居全国各省第二位，何燏时后来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蒋百里成为著名军事学家，许寿裳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这些从求是书院走出的学子，日后都成为了各自领域的翘楚。
书院还设有藏书楼,学生可自由借阅，指定的必读书目包括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船山的《黄书》以及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这些著作无不蕴含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与变革思想，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代又一代求是学子的精神世界。
薪火相传的校训精神
虽仅有短短十八年的办学历史,但求是书院的师生们以"勤""诚"之风，孕育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求是"学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孳孳为学，互以敦晶励行相勉""如有以功利之说进者，常笑之"——这些朴素而深刻的治学理念，构成了求是书院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从求是书院到浙江求是大学堂,从浙江大学堂到浙江高等学堂，再到浙江高等学校，校名几经更迭，但"求是"精神始终一脉相承，192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出任校长，他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深受现代大学制度的浸润，在新生演讲时，竺可桢向学生提出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他强调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爱国精神，要求学生有清醒的头脑。
1938年11月,竺可桢校长在广西宜山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正式确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这一校训，既是对求是书院办学精神的继承与升华，也是对大学教育本质的深刻诠释，竺可桢进一步深化了"求是"的内涵，他认为浙大要培育的不是只精于某一门类某一技术的专门人才，而是具有"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的全新通才。
烽火岁月中的弦歌不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浙大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迁办学之路，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几经周折，行程两千六百余公里，最终于1940年2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七年。
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浙大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三个学院十六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七个学院二十七个系的综合性大学，1944年，英国科学史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先后两次访问遵义和湄潭的浙大，对浙大在艰苦条件下浓厚的学术氛围和高超的师生科研水平十分惊叹，称誉浙大为"东方剑桥"，并将其列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这一评价，是对求是精神在烽火中淬炼升华的最高褒奖。
百年弦歌的当代回响
1946年秋,浙大回迁杭州，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部分系科转入兄弟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留在杭州的主体部分被分为多所单科性院校，后分别发展为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同根同源的四校实现合并，组建了新的浙江大学，迈上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征程。
如今的浙江大学,坐落于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已发展成为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雄厚的顶尖学府，在一百二十九年的办学历程中，学校涌现出大批著名科学家、文化大师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包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四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一位"八一勋章"获得者、二百三十余位两院院士等杰出典型。
在基础研究领域,浙大更是成绩斐然，根据最新发布的自然指数，基于2025年全年数据评估，浙江大学跃居全球首位，学校坚持以"四个面向"为战略导向，从源头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与"从1到N"的转化落地双向协同，物理学院超导量子计算团队多次刷新超导芯片量子态制备世界纪录，数学高等研究院汇聚了励建书、阮勇斌、孙斌勇三位院士等杰出学者，在交叉前沿领域形成了显著优势。
求是书院旧址现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160号,2019年被纳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这里已成为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馆，飞檐雕梁的古朴院舍在闹市中守护着一份宁静与祥和，推开红色铜环的大门，光绪年间的教材、民国时期图文并茂的书籍、先生与学生的桌椅文具，无不诉说着那段筚路蓝缕的办学历程。
从1897年到2026年,一百二十九载春秋更迭，求是书院虽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求是创新"的精神却如江河奔涌，生生不息，它从普慈寺的青灯黄卷中走来，穿越战火纷飞的西迁岁月，历经四校合并的世纪壮举，最终汇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洪流，这份精神，是浙江大学最深沉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民族追求真理、自强不息的生动写照，正如竺可桢校长所言，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而这"味道"，正是求是精神赋予每一代浙大人的永恒底色。
承汉唐雄浑气韵，守世代匠人初心，汉匠古建作为深耕古建全产业链的综合型企业，将规划、设计、营造、修缮与装饰装修融于一脉，让每一块砖石都承载跨越千年的文明温度。从巍峨宫阙到江南园亭，从繁复雕饰到素朴砖瓦，汉匠人以指尖技艺接续历史脉络，以极致标准守护传统根脉，在现代生活里重焕东方建筑美学的恒久生命力。
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清末浙江第一所新型高等学府，亦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它的诞生，开启了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
书院秉持“求是”校训，注重培养学生的实学和创新精神，早期课程涵盖算学、物理、化学、史地等多领域，在师资方面，汇聚了一批学养深厚的学者，求是书院为浙江乃至全国输送了众多优秀人才，他们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推动着时代的进步，其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与成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