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马坎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是一处距今约8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等工具，以及丰富的动物化石，反映了早期人类的狩猎与生存活动，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华北地区古人类的迁徙路线、石器制作技术及当时的古气候与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代表性遗址之一。
距今80万年的旧石器遗址
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溪龙村,有一片看似寻常的土地，却承载着浙江大地最古老的人类记忆，这里是西苕溪中游的一处高地，总面积约七万平方米的旷野之上，沉睡着跨越数十万年的文明密码，这便是被誉为"浙江旧石器文化遗址考古第一点"的上马坎遗址——一处将浙江人类活动历史推至距今八十万年甚至更久远的旷世遗存，它的发现，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浙江远古历史的大门，彻底终结了这片土地作为旧石器考古"空白省"的尴尬命运。
发现：一场改变历史的偶然邂逅
二〇〇二年十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率领考古调查组，踏上了西苕溪流域的土地，张森水先生是中国第二代旧石器考古领路人之一，他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和对地质地貌的敏锐洞察，推断西苕溪流域极有可能存在古人类活动遗迹，这一科学假设，最终在安吉溪龙乡变成了震撼学界的现实。
十月十三日上午,调查组一行来到溪龙乡凉亭岗砖瓦厂的废石堆中，随行的安吉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土里发现了一块石头，随手抠出后因缺乏经验又将其扔回地面，就在石头落地的瞬间，张森水先生余光扫到了那块石头上的人工打制痕迹，立刻喊道"把石头捡起来"，这一声呼喊，成为浙江旧石器考古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之一，随后，调查组在裸露地层的网纹红土层中捡起一件石核，经鉴定确认其为浙江第一件具有确切地层依据的旧石器标本。
当天下午,张森水先生又在工业园区施工区块亲手采集到一件刮削器，这件略显扁平、弧面一侧打制出刃的石器，是旧石器时代古人用于剥动物皮毛、削果壳的生产工具，两件标本的相继发现，如同两声惊雷，宣告了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正式破冰，十月十八日，调查组在大剖面中段开了一个三米乘六米的探方进行试掘，历时二十三天，从不同地层中均发现了石制品，包括石片、石核、石球、刮削器、砍砸器等，出土石器的分布密度之高，在华东地区同时期遗址中首屈一指，在南方砾石工业遗址中亦属罕见。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举行"安吉溪龙上马坎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上马坎遗址为单纯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这一消息迅速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浙江终于不再是我国唯一一个未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省区。
发掘：层层剥开八十万年的时光
为进一步弄清遗址的文化内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二〇〇四年十月至二〇〇五年九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安吉县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上马坎遗址进行了正式的田野发掘，发掘面积约一百平方米，探方深度挖至六点八米乃至九米，穿透了全部网纹红土层，直达属于早更新世晚期的砾石层。
遗址的地层堆积清晰而丰富,自表土以下依次为褐色黏土层、稀网纹红土层、网纹红土层和砾石层，分为三个大的堆积层次，均属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地层，褐色黏土层距今约一点二万至四万年，稀网纹红土层距今约四万至十二点六万年，网纹红土层距今约十二点六万至七十八万年，而最深处的砾石层则可追溯至早更新世晚期，距今约八十万至三百万年，每一层都有石器制品出土，充分表明古人类在这一区域的活动相当频繁，且延续时间极为漫长。
两次发掘共获得石制品五百余件,种类丰富多样，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石球、石锥、手镐、雕刻器、尖状器等，手镐的形状颇具地方特点，成为上马坎遗址石制品组合中的一大亮点，石制品的原料主要为石英砂岩和砂岩，以砍砸器、石球和镐最为常见，打片技术基本使用锤击法和转向打击法，石器修理则采用锤击法，石制品个体粗大，长度多超过八厘米，小于五厘米的标本极少，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南方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文化特征。
尤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固定的旧石器制作场所，说明上马坎不仅是古人类的活动营地，更可能是一处专门加工石器的生产场地，这一发现为研究古人类的生产行为和社会组织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断代：八十万年的科学铁证
上马坎遗址的年代测定,是确立其学术地位的关键一环，根据ESR（电子自旋共振）年代测定结果，并与周边旧石器遗址进行对比分析，上马坎遗址的最早年代可追溯至距今八十万年前甚至更为久远，这一数据将浙江境内人类的历史大幅前推，使之成为太湖流域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马坎遗址出土的石核中，有一件被认定为浙江境内旧石器时代地层中出土的第一件石制品，这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核长十点二厘米、宽十点三厘米、厚十点五厘米，呈球体状，表面有鳞片状片疤，两疤相夹角超过一百一十度，通体呈圈形，是研究南方砾石工业技术特征的珍贵标本，还有一件长十二点三厘米、宽十六点一厘米的宽形石片，自然台面，打击点散漫，半锥体大而较凸，同样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上马坎遗址的发现与浙江境内其他旧石器遗址形成了完整的年代序列，距安吉不远的长兴县七里亭遗址，经古地磁测定，下文化层年代最早可达一百万年，是浙江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银锭岗遗址、合溪洞遗址等也相继被发现和发掘，共同构建起浙江旧石器时代从早更新世到晚更新世的完整文化谱系，上马坎遗址在这一谱系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其八十万年的历史纵深，为理解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分布范围和面貌特征提供了崭新资料。
意义：改写浙江历史的里程碑
上马坎遗址的发现,其意义远超一个考古遗址本身，它填补了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将浙江境内人类的历史提前到八十万年以前，使得华夏大地包括台湾省在内不再有省级辖区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空白区。《浙江通史》对这一遗址做了专门记述，并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论断——"浙江的历史从上马坎开始"。
从学术价值而言,上马坎遗址是浙江省发现的第一个地层堆积明确、时代特征鲜明、保存状况良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其石制品组合属于南方主工业，个体粗大、以块状毛坯为主、砍砸器占一定比例、多数刃口偏钝，这些特征为研究南方旧石器时代砾石石器文化的技术传统和演变规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张森水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遗址，认为"将来通过对它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很可能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
从文化传承而言,上马坎遗址与浙江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形成了跨越万年的文明接力，距上马坎遗址不远处的安乐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分布面积约五万平方米，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长江流域三大考古学文化于一体，是一处兼具南北方文化特征的重要遗址，从八十万年前的旧石器到一万两千年前的新石器，浙江大地上的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上马坎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七-〇一六三-一-一六三，二〇一五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划定了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当地正在规划建设上马坎遗址文化公园，发展相关文旅产业，让这片承载着远古记忆的土地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铭记：一位考古人的最后归宿
提及上马坎遗址,不能不提它的发现者张森水先生，这位浙江仙居籍的著名旧石器考古专家，在古稀之年带病亲征，以科学的假设和执着的探索，彻底摘掉了浙江省旧石器文化遗存"空白省"的帽子，他曾在建德乌龟洞发现距今五万年的"建德人"牙齿化石，那是迄今所知浙江省最早的古人类化石，而上马坎遗址的发现，则是他对浙江旧石器考古的又一重大贡献。
张森水先生对上马坎遗址倾注了毕生心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去世后，家属遵照其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这片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上，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遗址发掘现场举办了"浙江旧石器考古暨上马坎遗址发现二十周年主题活动"，现场举行了张森水先生纪念室揭牌仪式，其家属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捐赠了先生的全部藏书、手稿等资料，纪念文集《路石——张森水旧石器考古学术之路》正式首发，收录了他关于南方诸多省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文章二十五篇、手稿四十页、照片一百余幅。
一位考古人,将自己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他发现的遗址之上，这不仅是个人的归宿，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远古文明的敬畏，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对脚下土地的深情。
八十万年的时光,在地质学的尺度上不过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却是从蒙昧走向觉醒的漫长征途，上马坎遗址以其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证明了浙江大地早在八十万年前就已有古人类繁衍生息，那些粗糙而厚重的石器，是远古先民留给我们的第一封信笺，诉说着生存的艰辛与智慧的光芒，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仿佛能听到八十万年前的风声，看到先民们在西苕溪畔打制石器、追逐猎物的身影，浙江的历史，确实从这里开始；而文明的故事，也将从这里继续书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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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坎遗址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纳福街道秧庆村，是一处极为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它距今约80万年，见证了远古人类的活动踪迹，该遗址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砍砸器等，这些石器反映了当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演化和文化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为探索远古时期人类在贵州地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关键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