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荫山摩崖石刻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是宋代时期留下的珍贵摩崖石刻遗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石刻内容多为文人墨客题咏记事，书法风格兼具时代特色，反映了宋代镇海地区的人文风貌与社会生活，作为镇海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梓荫山摩崖石刻不仅是研究宋代地方历史、书法艺术的实物资料，也是传承和保护地方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对了解宁波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宋代摩崖石刻，镇海历史文化遗存
在浙东大地的苍茫海岸线上，宁波镇海以其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静静诉说着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在镇海中学校园之内，一座海拔不过十二米的小山丘——梓荫山，却以其东麓崖壁上四个擘窠大字，穿越八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向世人昭示着宋代文人的精神风骨与镇海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这便是梓荫山摩崖石刻，一处镌刻在山崖之上、流淌在岁月之中的珍贵文化遗存。
梓荫山坐落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城区东北角，地处镇海老县城的核心地带，面积约三千三百平方米，山体虽小，却突起于平地之上，东峻削如壁，下有清泉冬夏不涸，自古便是一方钟灵毓秀之所，山名"梓荫"，取自《尚书·梓材》中"梓材荫泽"之意。"梓材"者，意为从政应当如梓人治材作器一般考究精良；"荫泽"者，则蕴含着荫庇学子、源远流长的深远寓意，另有一说，认为"梓"即"桑梓"，"梓荫"便是故乡庇护其子弟之意，无论哪种解读，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这座小山，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文教、与育人、与传承结下了不解之缘。
北宋雍熙二年，也就是公元九八四年，定海县主簿在梓荫山麓始建学宫，由此拉开了这片土地上文教事业的序幕，自此以后，梓荫山便成为镇海城内的文化高地，与印山、巾子山并称为"镇海城内三山"，岁月流转，印山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唯有梓荫山与巾子山依然屹立,见证着这座古城的兴衰更替。
而梓荫山最为人瞩目的文化瑰宝，当属其东麓崖壁上那四个气势磅礴的楷书大字——"惩忿窒欲"，这四个字刻于南宋嘉定十三年，即公元一二二〇年，分布面积达六点四平方米，每个字约一点三米见方，呈田字形排列，蔚为壮观，语出《周易·损》："山下有泽，君子以惩忿窒欲。"意为有了水泽的低注，才能对比出山体的高大，君子观此天象，当戒止愤怒、节制欲望，这不仅是一句修身格言，更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凝练表达，在八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
关于这四个字的书写者，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曲折的考证过程，早期的宁波府志和镇海县志记载，这是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留下的手迹，《成化志》中便有"王荆公令鄞时读书于此"的记载，王安石确实曾任鄞县县令，并写有著名的散文《鄞县经游记》，这似乎为"王安石手书"之说增添了几分可信度，正史之中根本查无"冯枋"或"冯柄"此人与王安石的关联，而清代嘉庆年间，镇海人士胡澧与两三位志趣相投的学友，在紧贴摩崖石刻处发现了落款——"嘉定庚辰山西冯柄书"九个字，至此，真相大白：这四个大字的真正书写者,乃是南宋嘉定年间的水师统制冯柄。
冯柄其人，《宋史》中有明确记载："嘉定十年，宗正寺主簿钱抚为贺金主生辰使，水师统制冯柄副之。"可见他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军事将领，而关于他籍贯中"山西"二字的含义，也颇值得玩味，冯柄家"山西"的"山"指的是终南山，这是一种拟古称呼，即沿用过去的地名，明代以后，"山西"概念中的"山"才指太行山，这种地名不按实际行政区划名称书写的现象，在古代并不罕见，比如明万历元年张时彻在《增筑定海城碑记》的落款中便称自己"明州张时彻"，以唐宋古称代替当时的正式名称，而清代人所写的《说唐》明明讲述隋末故事，却用了唐玄宗时期才出现的"明州"称呼；《济公传》《射雕英雄传》等以南宋为背景的作品中出现"宁波"之名，则是以今度古、想当然的错误，冯柄落款中的"山西",正是这种拟古传统的体现。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审视，"惩忿窒欲"四字堪称宋代摩崖石刻中的精品，据懂书法的行家评价，这四个大字笔势硕壮浑厚，章法上四角撑满，结体紧凑开张，应属于颜体风格，却又不尽然，它在笔画上深得"屋漏派"的意趣，写得规整却不见拘谨，时见牵丝飞白。"惩"字密，"忿"字疏，"窒"字肥，"欲"字瘦，信手写来，不加雕琢，丝毫不在意笔画的粗细变化与间架的雷同，显示出一派悠闲自得、浑然天成的野趣，无论远观近察，都令人感到气势恢宏，历经近八百年的风雨侵蚀，这四个字依然保存基本完好，不曾风化剥蚀，这本身便是一个奇迹，也充分证明了其刻工之精、石质之佳、保护之善。
梓荫山的文化积淀远不止于这一处摩崖石刻，南宋时期，大儒朱熹曾到访梓荫山麓，与好友沈焕论学探讨理学，为这座小山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氛围，嘉定年间，冯柄在夷平山顶后筑屏山堂，虽后毁于战火，遗址尚存，明代弘治十六年，知县张汝栗在屏山堂旧址建迎秀亭，后改名凝秀，即今天的文昌阁，清代乾隆八年，山麓建蛟川书院，成为镇海办得最早也最久的官办书院，道光二十一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此住宿蛟川书院，筹划海防大计，未几便从这里出发谪戍伊犁，光绪末年，书院改为镇海县中学堂，后演变为今日的镇海中学，可以说，梓荫山就是一部浓缩的镇海教育史，每一块石头、每一处遗迹都承载着厚重的人文记忆。
山上还有多处珍贵的历史遗迹，东北麓的俞大猷生祠碑，由四块石碑组成，记载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的生平事迹，旁建都督俞公亭，此碑最早刻于明嘉靖三十八年，一九九四年镇海中学扩建时发现遗址及三块石碑，后补全四碑并迁建至现址，西麓的吴公纪功碑亭，为纪念清中法战争镇海口之役英雄吴杰，于一九三六年其诞辰一百周年时兴建，山顶石岩上还刻有"日涉成趣"四字，乃一九三六年抗日将领陈德法所书，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在当时日寇侵华的背景下，别有深意,体现了守土抗战的决心。
将视野放宽至整个镇海地区，摩崖石刻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蔚为大观，招宝山南山腰崖壁上，有一处长六米、高一点二米的梵文摩崖石刻，阴刻"唵嘛呢叭咪哄"六字真言，经专家考证为梵文兰查体，盛于唐代，是镇海区级文物保护点，天童森林公园悟心洞石壁上，二〇二一年发现三块南宋摩崖石刻，分别刻于一一九七年、一二一〇年和一二二五年至一二二七年，是鄞州区现存最早的摩崖石刻，其中一块刻有"林贯之、赵致道、山甫，庆元丁己孟夏廿二日来游"，林贯之乃理学大家朱熹的学生，宁海县西店镇白岩山千丈岩的南宋绍熙四年《白岩阿铭》，则是宁波现存最早的南宋纪年摩崖之一，这些散布在镇海大地上的摩崖石刻，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这片土地上千年的文化脉络。
值得一提的是，梓荫山摩崖石刻于二〇一一年被公布为镇海区级文物保护点，其保护工作得到了持续的关注与投入，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口海防史迹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梓荫山与周边的威远城、月城、安远炮台等海防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景观群，镇海口海防史迹保护区于一九九六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十四处海防遗址，涵盖城墙、炮台、纪念碑等多种类型，是中国东南沿海抗倭、抗英、抗法、抗日斗争的核心战场之一，梓荫山虽非直接的海防设施，却因林则徐筹划海防、吴杰抗法保台等历史事件,与这段波澜壮阔的海防史紧密相连。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梓荫山摩崖石刻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所承载的多重历史信息，它是宋代军事制度的实物见证——冯柄以水师统制之职在此题刻，反映了南宋时期镇海作为海防重镇的战略地位；它是宋代书法艺术的珍贵标本——颜体风骨与屋漏派意趣的融合，展现了南宋文人书法的独特审美；它是地方教育史的生动注脚——从北宋学宫到蛟川书院再到镇海中学，梓荫山始终是文教传承的核心载体；它更是中华民族修身哲学的永恒铭刻——"惩忿窒欲"四字，跨越八百年时空,依然是每一个读书人应当铭记的人生箴言。
梓荫山静静矗立在镇海中学校园之内，晨钟暮鼓间，书声琅琅中，那四个大字依然以其雄浑的姿态俯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清泉依旧冬夏不涸，文脉依旧源远流长，这座海拔仅十二米的小山，以其博大的文化胸怀，荫庇着无数求知若渴的年轻心灵，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在于山的高度，而在于文化的深度；真正的永恒，不在于石头的坚硬，而在于精神的不朽，梓荫山摩崖石刻，正是这样一处以石为纸、以刀为笔、以岁月为墨的不朽篇章，在宋代摩崖石刻的星空中熠熠生辉,在镇海历史文化遗存的长卷中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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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荫山摩崖石刻是镇海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为宋代摩崖石刻，这些石刻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当时的社会风貌、人文故事等，从网上资料可知，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研究价值，通过对梓荫山摩崖石刻的探究，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代镇海地区的文化脉络，感受那段历史的厚重与独特魅力，它是镇海历史文化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