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灌南"乐只君子"碑位于江苏省灌南县新安镇,是一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民国时期碑刻,该碑刻文辞典雅,"乐只君子"语出《诗经》,寓意对品德高尚之人的赞颂,作为灌南地区碑刻文化的代表性实物,它不仅反映了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的文化风貌与书法艺术水平,也承载着当地崇德向善的人文传统,灌南碑刻文化源远流长,此类碑刻是研究地方历史、民俗及金石学的珍贵资料,对传承和弘扬区域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灌南"乐只君子"碑:新安镇民国碑刻,灌南碑刻文化

在苏北平原的腹地,灌南县这片土地上散落着不少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头,它们有的立在村口,有的嵌在墙根,有的早已被荒草淹没了大半截身子,若不是有心人去翻查、去辨认,这些沉默的石头恐怕就要永远沉睡下去了,而在新安镇一带,有一块碑刻格外值得说道,那便是刻有"乐只君子"四字的民国石碑,这块碑不算高大,也谈不上精美绝伦,但它身上承载的东西,却远比石头本身要厚重得多。
要说清楚这块碑的来历,得先把目光放回到民国那个年代,灌南地区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动,旧的秩序在瓦解,新的格局尚未成型,地方上的士绅、宗族、商会,各自都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维系某种秩序,刻碑,便是其中一种极为常见的手段,碑刻这种东西,在中国有几千年的传统,从秦汉的摩崖到唐宋的墓志铭,再到明清的功德碑、乡约碑,石头上的文字一直是民间社会自我表达的重要载体,到了民国,这种传统并没有断绝,反而在地方社会中以一种更加世俗化的面貌延续了下来。

"乐只君子"这四个字,出自《诗经·小雅·南有嘉鱼》,原文是"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后来"乐只君子"便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法,用来形容那些品德高尚、令人愉悦的人,把这四个字刻在碑上,显然不是随便选的,在民国时期的地方语境中,这往往是对某位德高望重之人的赞誉,也可能是某个团体、某个组织对自身精神追求的一种宣示,据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这块碑最初立在新安镇的一处公共空间,具体位置在镇区偏东的一条老街附近,碑身为青石材质,高约一米二,宽约六十公分,碑额有简单的纹饰,正文四个大字楷书端正,笔画浑厚,一看便是出自有功底的石匠之手。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新安镇在灌南的地位,新安镇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便是灌河沿岸的重要集镇,灌河是苏北地区一条重要的水系,沿河的镇子大多因水运而兴,新安镇也不例外,它在清代便设有巡检司,是地方行政和商业的一个节点,到了民国,虽然行政区划几经调整,但新安镇作为区域中心的功能并没有完全丧失,镇上有学校、有商会、有各种民间组织,社会生活相当活跃,在这样一个地方立碑,其社会意义自然不同一般。

从碑刻的形制来看,这块"乐只君子"碑属于典型的民国地方碑刻样式,它没有官碑那种繁复的龙纹装饰,也不像祠堂碑那样讲究宗族谱系的罗列,它更像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纪念物,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碑的背面通常还会刻有捐资人的姓名、立碑的时间以及一些简短的记事文字,这些细节虽然在风吹日晒中已经模糊,但通过拓片和老照片,研究者还是能够还原出不少信息,据考证,此碑大约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灌南地区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灌南的碑刻文化,如果要追根溯源,其实可以上溯到更早的年代,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属于海州、淮安等府县的管辖范围,文化上受到淮扬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双重影响,碑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灌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苏北碑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已知的材料来看,灌南境内现存的碑刻涉及多个方面:有记载水利建设的,有记录捐资助学的,有表彰节孝烈女的,也有纯粹的风景题咏,这些碑刻散布在各个乡镇,构成了一幅相当丰富的地方文化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灌南的碑刻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民间性强,与那些由官府主导的大型碑刻不同,灌南的很多碑刻都是由地方士绅、商人、宗族自发组织刻立的,这种民间性使得灌南碑刻在内容上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在风格上也更加质朴自然,比如有些碑刻上会记录某年某月发大水,某某人捐了多少钱修堤;有些则是某个家族为了纪念先祖而立的,这些内容虽然琐碎,但恰恰是地方社会最真实的记忆。
回到"乐只君子"碑本身,它在灌南碑刻文化中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它的题词取自经典,这在民间碑刻中并不多见,民间碑刻的文字比较直白,很少引用《诗经》这样的典籍,这块碑用"乐只君子"作为主题,说明立碑者或者被纪念者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或者说立碑这件事本身带有某种文化自觉的意味,这块碑的保存状况在灌南现存碑刻中算是比较好的,虽然碑面有风化痕迹,但主体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灌南碑刻文化的研究价值不仅仅在于碑刻本身,更在于它所反映的地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每一块碑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都牵涉到具体的人和事,通过对这些碑刻的系统整理和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灌南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组织方式、价值观念、经济状况乃至审美趣味,这是文献记载所无法替代的。
近年来,随着地方文化保护意识的增强,灌南的一些碑刻开始受到关注,有学者专门对灌南境内的碑刻进行了田野调查,记录了大量散落在乡村的碑刻信息,也有地方文史爱好者自发组织拓碑活动,把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字抢救性地保存下来,这些工作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方向是对的,碑刻是石头上的史书,如果不去保护、不去研究,它们终将在时间的侵蚀下化为尘土。
说到碑刻的保护,其实面临不少现实困难,灌南很多碑刻都在野外,有的在田间地头,有的在废弃的老屋墙上,它们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风吹雨淋、人为破坏都在不断消耗着这些文物的生命,像"乐只君子"碑这样保存相对完好的,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更多的碑刻,要么已经断裂,要么字迹全无,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好保护工作,是摆在地方文化部门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灌南碑刻文化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资料收集和初步描述的层面,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还不够,这些碑刻的书写者是谁?他们的书法风格有什么特点?碑文中反映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怎样的?不同类型的碑刻在不同时期的分布有什么规律?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特别是像"乐只君子"碑这样有明确文化指向的碑刻,如果能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做深入分析,一定能揭示出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我个人在研究灌南碑刻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这些石头上的文字,虽然简短,却往往比长篇大论的史书更能打动人心,因为它们是普通人留下的,记录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一块碑可能只是为了纪念一个好人,或者记录一件小事,但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构成了一个地方最真实的文化底色。
新安镇作为灌南的一个重要集镇,它的碑刻文化在整个灌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了"乐只君子"碑之外,镇上及周边还有其他一些碑刻遗存,虽然知名度不高,但同样值得关注,把这些碑刻放在一起来看,可以勾勒出新安镇从清末到民国的社会变迁轨迹,这种以碑刻为线索的地方史研究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它能够弥补传统文献的不足,提供更加鲜活的历史细节。
最后想说的是,碑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组成部分,它不像书画那样被高高供在殿堂之上,也不像书籍那样被广泛传播,它就静静地立在那里,等着有人去读、去懂,灌南的这些碑刻,包括那块"乐只君子"碑,都是这种文化的具体呈现,它们提醒我们,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还有无数细小的声音值得倾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它们彻底消失之前,把这些声音记录下来、传递下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