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膺故居位于江苏南通，是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出生与成长之地，李方膺擅长画梅、兰、竹、菊，尤以画梅著称，其作品风格豪放不羁，笔墨苍劲，富有强烈的个性与情感表达，故居为纪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而建，馆内陈列其生平事迹、书画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展现了他坎坷而不屈的人生历程与卓越的艺术成就，作为扬州八怪的重要代表，李方膺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刚正不阿的品格深受后人敬仰，故居现已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景点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清代画家李方膺故居，扬州八怪之一纪念
在江苏南通的老城区深处，有一处并不算张扬的院落，青砖黛瓦，木门半掩，门楣上的漆色早已斑驳，却依然透着一股不肯低头的倔强，这里便是清代著名画家李方膺的故居，说起来，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远不如郑板桥、金农那般如雷贯耳，但若你真正走进这座院子，站在那些残存的旧物面前，你会慢慢感受到一个画家骨子里的孤傲与热烈——那是一种被时代压弯了腰、却始终不肯折断脊梁的气质。
从官宦世家到落魄画师
李方膺，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抑园、白衣山人，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南通，他的父亲李玉鋐做过福建按察使，算是正经的官宦人家，在那个年代，读书做官是最体面的出路，李方膺从小便被寄予厚望，走的也是科举正途，雍正八年，他以拔贡身份入京，后来做过县令、知州，辗转安徽、山东多地为官。
但李方膺这个人，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料，不是说他能力不行，恰恰相反，他太有能力了，也太有脾气了，他在任上敢于抗上，不肯逢迎，遇到不公的事就要管，遇到欺压百姓的权贵就要顶，这种性格放在官场里，注定是要吃亏的，果然，他几次被弹劾、被罢官，最惨的一次是在乾隆十六年，因为开仓赈灾得罪了上司,直接被下了大狱。
从大牢里出来之后，李方膺彻底断了做官的念头，他回到南通，把自己关在家里画画，说是"关"，其实也不全是消极避世，他是真的把全部的精气神都倾注到了笔墨里头，梅花、兰花、竹子、菊花，这些在文人画里被画了千百遍的题材，到了他手里，却像是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他画的梅花不是那种供人赏玩的清雅之物，而是狂风中挣扎的、带着怒气的、几乎要从纸上冲出来的东西。
有人说他的画"粗头乱服"，不够精致，他自己倒不在乎，反而觉得那些工工整整、四平八稳的画才是真正的死物，他追求的是一种"气"，一种从心底涌上来的、压不住的东西，这种东西，你在他的画里看得见,在他的诗里也读得到。
扬州八怪里最"怪"的那一个
提到"扬州八怪"，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郑板桥，确实，郑板桥名气最大，竹石画得好，诗也写得妙，还当过县令，故事多，传播广，但如果你真正了解这八个人，你会发现李方膺才是其中最"怪"的一个。
所谓"扬州八怪"，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八人组合，说法不一，但通常包括金农、郑燮（板桥）、黄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罗聘、高翔等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不拘成法、个性鲜明，在当时的画坛上属于"非主流"，但即便在这群"非主流"里头,李方膺也是特立独行的。
他不像金农那样有钱，可以悠哉悠哉地搞艺术；也不像郑板桥那样善于经营人脉，到处题字卖画，李方膺穷，穷得很彻底，罢官之后没有俸禄，家里人口又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他就是不肯低头去画那些迎合市场的东西，他的画，是画给自己看的,是画给懂他的人看的。
他有一方印章，刻的是"换米"，什么意思呢？就是拿画去换米吃，一个曾经的朝廷命官，沦落到要用画换粮食的地步，你说他怪不怪？但他自己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我是无田常乞米，梅园终日卖梅花。"语气里有自嘲,但更多的是一种坦然。
他和郑板桥关系很好，两人都是"怪人"，惺惺相惜，郑板桥曾为他的画题过跋，称赞他的梅花"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几乎成了李方膺的标签，但我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李方膺的画里确实有泪，但更多的是怒，是不甘，是一种"我偏不信这个邪"的劲头。
故居里的旧时光
现在我们来说说这座故居本身。
李方膺故居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具体在寺街一带，这片区域在清代是南通的文化核心地带，周围住的多是读书人、手艺人，李家在这里算是老住户了,几代人的根基都扎在这儿。
故居的建筑格局是典型的南通传统民居，前后几进，有天井，有回廊，但因为年代久远，加上历史上的各种变故，原来的建筑已经损毁了不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来经过修缮恢复的，说实话，修缮得还算用心，但你站在里面，还是能感觉到那种"旧"——不是做旧的那种假旧,而是时间本身留下的痕迹。
院子里有几棵老树，据说是当年就有的，树皮粗糙，枝干虬曲，倒是和李方膺画里的梅花有几分神似，我去的那天是个阴天，光线不好，但反而觉得这种天气更适合看这个地方，太亮堂了,反倒显得浮躁。
故居里陈列着一些李方膺的画作复制品、生平介绍、诗文手稿等，说实话，复制品和真迹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但对于普通参观者来说，至少能有个直观的印象，我注意到有一幅《风竹图》的复制品挂在正厅，画面上几竿竹子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但每一根都没有断，旁边题了一首诗，大意是说竹子虽然被风吹弯了，但根还在土里,总有直起来的一天。
这大概就是李方膺一辈子的写照吧。
故居里还有一间小屋，布置成了他当年书房的样子，一张旧桌子，一方砚台，几支秃笔，墙上挂着他的自画像——当然也是复制品，画中的李方膺瘦削清癯，目光锐利，嘴角微微向下，像是在忍着什么，我在那张画像前站了很久，总觉得他在看我,又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
画如其人：那些不肯驯服的笔墨
要理解李方膺,必须看他的画。
他最擅长的是画梅，但他的梅和别人的梅不一样，别人画梅，讲究的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是一种文人的雅趣，李方膺画梅，画的是"怒梅"，枝干像铁一样硬，花朵像火一样烈，整幅画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有一幅著名的《墨梅图》，画面上一枝老梅从画面左侧横斜而出，花朵密密麻麻，像是要把整个画面撑破，题款写的是"铁干铜皮碧玉枝，庭前老树是吾师"，你看，他连老师都不找人,找的是一棵树。
他画竹也是一绝，但他不画那种亭亭玉立、清风徐来的竹子，他画的是风竹、雨竹，竹子在他笔下是被摧残的、被扭曲的，但恰恰是在这种扭曲中，你看到了一种力量，他有一句话说得好："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意思是画之前要在心里把竹子想透了，然后下笔才能准确，但我觉得他的"准确"不是形态上的准确，而是精神上的准确——他画的不是竹子的样子,是竹子的脾气。
他还画兰花、菊花、松树，题材不算多，但每一样都带着他自己的印记，他的用笔很特别，不追求圆润流畅，反而喜欢用枯笔、焦墨，画出来的线条毛毛糙糙的，像是用一把钝刀在纸上刻出来的，这种笔法在当时被很多人批评，说他"野""粗""不成体统"，但他不改，他说过一句话："予画梅无所师承，多得之于红窗粉壁间。"意思是他的画法没有老师教，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这话听着像是谦虚，其实是骄傲——我不需要师承,我自己就是源头。
一个时代的缩影
李方膺生活的年代，是清代中期，表面上看是所谓的"盛世"，但实际上社会矛盾已经很深了，官场腐败、民生艰难、文字狱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读书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方膺们的"怪",其实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他们不敢直接说什么，但可以通过画来表达，一枝被风吹歪的竹子，一朵在寒冬里怒放的梅花，一丛长在悬崖边的兰花——这些都是隐喻，都是他们不敢说出口的话，他们用笔墨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是自由的，是不屈的,是可以大声说话的。
从这个角度看，李方膺故居不仅仅是一个画家的旧居，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切片，走进那个院子，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平，而是一群人的命运，那些在"盛世"里被边缘化的、被打压的、被遗忘的人,他们的故事都藏在这些旧墙旧瓦里头。
纪念的意义
现在的李方膺故居，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南通重要的文化景点之一，每年都有不少人来参观，有搞研究的学者，有学画的学生,也有纯粹好奇的游客。
但我有时候会想，我们纪念李方膺,到底是在纪念什么？
是纪念他的画吗？他的画确实好，但好画家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是纪念他的官声吗？他当过官，但也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政绩，是纪念他的"怪"吗？怪人也不少,怪本身不值得纪念。
我觉得，我们纪念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在困境中不肯放弃自我的精神，一种在压力下不肯扭曲自己的精神，一种"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完美，但我还是要按自己的方式活下去"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的,也是珍贵的。
李方膺晚年贫病交加，乾隆十九年（1754年）病逝于南通，年仅四十四岁，他死的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留下了大量的画作和诗文，这些东西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慢慢整理、研究、传播,他的名字也逐渐从被遗忘中被打捞出来。
当你站在他的故居里，看着那些发黄的照片和褪色的题跋，你可能不会有什么强烈的感动，但如果你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人的一生——从官宦子弟到阶下囚，从县令到卖画换米的穷画师——你会觉得，这个人活得真不容易,但也真值。
他没有向这个世界妥协，这个世界也没有善待他，但他留下了那些画，那些画还在说话，风还在吹，竹子还在摇,梅花还在开。
这就够了。
走出故居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半掩的木门，门上的漆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但门框上的对联还在，我没有看清写的是什么，但我想，大概和梅花有关吧，在李方膺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和梅花有关，因为梅花就是他自己——在最冷的时候开，在最难的时候挺，不为谁开,也不为谁败。
这座故居安静地立在南通的老街上，不吵不闹，像它的主人一样，但你只要走进去，就会被一种力量击中，那种力量不是来自宏大的叙事，而是来自一个普通人在不普通的时代里,选择做自己的勇气。
这大概就是纪念的全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