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贤里民居位于山西省,是北宋时期王氏家族的聚居之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该古建筑群整体保存较为完好,建筑风格体现了宋代北方民居的典型特征,布局严谨,结构精巧,砖雕、木雕等装饰工艺精湛,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作为王氏家族世代居住的宅邸,集贤里民居承载着丰富的家族历史与地方文化记忆,是研究宋代社会结构、宗族制度及建筑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2006年,该建筑群被正式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法律保护,对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王氏家族聚居地,2006年省保古建筑群

在山西运城万荣县的土地上,散落着不少令人驻足的古村落,它们不像平遥、乔家大院那样声名远播,却以一种更为沉静的姿态,把千年前的生活图景封存在砖石木构之间,集贤里便是其中一处,这个名字听起来带着几分书卷气,仿佛与古代的贤士隐居有关,而事实上,它确实承载了一段绵延数百年的家族记忆——北宋王氏一族在此聚族而居,繁衍生息,留下了一片至今仍可辨认的古建筑群,2006年,这片建筑群被正式列入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从此获得了制度性的庇护,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近它、了解它。
我第一次到集贤里考察,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村子不大,从村口走到村尾不过十来分钟,但脚下的石板路和两侧斑驳的院墙,让人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陪同的当地文保员指着一处门楼说,这是清代重修的,但底下的基座和部分墙体,还是宋代的老东西,我蹲下来细看,砖缝里长出的野草已经枯黄,但砖体本身的质地和砌法,确实透着一种不同于明清的古朴与厚重,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村子的价值,远不止表面上看到的那些。

要理解集贤里,首先得从"王氏"说起,根据现存的族谱残卷和地方志记载,这支王氏的先祖可追溯至北宋初年,彼时天下初定,山西一带因地处中原腹地,又有盐池之利,经济相对繁荣,不少士族选择在此扎根,王氏一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迁入万荣,最初定居在今集贤里所在的位置,选择这里并非偶然——背靠高台,面朝开阔的汾河平原,水源便利,土地肥沃,是典型的北方农耕聚落选址逻辑,更重要的是,这片区域在当时属于"集贤"之地,周边有不少读书人和乡绅,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层,王氏族人以耕读传家,几代人下来,逐渐从普通农户发展为地方上有影响力的望族。
家族的兴盛直接反映在建筑上,北宋时期的民居,受限于当时的营造技术和社会等级制度,不可能像后来的晋商大院那样恢弘气派,但集贤里的早期建筑已经显示出一种讲究——院落布局规整,主次分明,正房、厢房、倒座房各有其位,中轴线的意识虽然不如官式建筑那么严格,却已初见端倪,我在考察中注意到,现存最早的几处院落,墙体下部用的是当地特有的青石条,上部则是土坯砖混砌,这种做法在山西中部和南部的宋代民居中并不罕见,但集贤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这种做法延续得相当完整,没有被后来的大规模改建所打断。

到了金元时期,王氏家族经历了一段动荡,战乱、迁徙、人口锐减,这些在北方家族史中几乎是标配的情节,集贤里也未能幸免,但有意思的是,王氏并没有因此彻底衰落,元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家族重新聚拢,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屋顶的坡度变陡了,斗拱的装饰性增强了,院落的进深也有所加大,如果说宋代的集贤里是朴素的、内敛的,那么金元时期的集贤里则开始有了一种"撑场面"的意味,这并不奇怪,一个经历过劫难又重新站起来的家族,往往会在建筑上表达一种对稳定和尊严的渴望。
明清两代是集贤里建筑面貌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现存的大部分院落,其主体结构和外观特征都属于这一阶段,清代的王氏后人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缮和扩建,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格局——一个以数条南北向巷道为骨架、东西两侧排列着大小不等院落的聚落,这些院落有的是完整的四合院,有的则是三合院甚至单进院,大小不一,但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坐北朝南,正房居高,院门开在东南角,这种布局在山西农村极为普遍,但集贤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巷道系统保存得相当好,石板铺地,两侧院墙连续,走在其中有一种被建筑"包裹"的感觉,空间的收放节奏把握得很到位。

我在田野调查中特别关注了几处保存较好的院落,其中一处被当地人称为"老院"的建筑,门楼上有砖雕的"耕读传家"四个字,虽然风化严重,但仍可辨认,院内正房的梁架结构是典型的清代做法,五架梁,前出廊,柱础是鼓形的,雕有简单的莲瓣纹,厢房的窗棂则保留了一些明代的样式,直棂窗和方格窗交替使用,透光性好,又不失私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倒座房的一面山墙,上面隐约可见墨书的字迹,似乎是某位先人留下的诗句或家训,但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法完全释读,这种细节在大型文物建筑中往往被忽略,但在村落级别的遗产中,恰恰是最动人的部分——它让你意识到,这里不只是一堆老房子,而是有人生活过、思考过、书写过的地方。
从建筑史学的角度来看,集贤里的价值是多层次的,它提供了一个从北宋到清代、跨越近千年的建筑演变序列,这在山西乃至全国的村落遗产中都不算多见,大多数古村落的建筑要么集中在某一个时期,要么早期遗存已经被后期改建覆盖殆尽,像集贤里这样能够在同一地点辨认出不同时代建筑痕迹的案例,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它是北方汉族宗族聚落的一个典型样本,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为基本单位,聚落的形成和发展与宗族的兴衰紧密相连,集贤里从一个家族的定居点发展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其间的空间扩展、建筑更替、功能分化,都可以作为研究宗族社会空间组织的鲜活材料。
我也必须诚实地指出集贤里面临的困境,2006年被列为省保单位之后,保护工作确实有了一定的推进,但力度和持续性都还不够,我在考察时看到,有些院落已经无人居住,屋顶塌陷,墙体开裂,杂草从砖缝中疯长,还有一些院落被后人改建过,加了现代的瓷砖和铝合金门窗,虽然从居住功能上说可以理解,但对建筑的历史风貌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年轻一代大量外出务工,村子里的常住人口越来越少,那些老房子正在以一种缓慢但确定的方式走向消亡,文物保护不是把牌子一挂就万事大吉的事情,它需要持续的投入、专业的维护,以及最重要的——人的在场。
我曾经和一位在集贤里长大的老人聊天,他姓王,七十多岁,是王氏后人中为数不多还留在村里的,他说小时候村子里热闹得很,逢年过节各家各户都要在院子里摆桌子,巷子里跑满了孩子,后来人走了,房子空了,连过年都冷清了,他指着对面一处塌了半边的院子说,那是他大伯家的,以前多好的房子,现在没人管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那种平静底下的无奈,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保护古建筑群,到底是在保护什么?是砖石木构本身,还是附着在上面的生活记忆和情感联结?如果只是前者,那么把建筑修得漂漂亮亮、围起来收门票,似乎也算完成了任务,但如果是后者,那我们需要做的就远不止于此。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集贤里的命运其实是中国大量乡土遗产的缩影,它们没有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没有成为旅游热点,甚至在地方的文化叙事中也常常被边缘化,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村落和民居,构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最广泛、最真实的基底,它们的价值不在于某一座建筑有多精美,而在于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呈现了一种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和空间智慧,集贤里从北宋走到今天,经历了繁荣与衰落、建设与破坏、遗忘与重新发现,它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山西乡土建筑的研究者,我始终认为,对这类遗产的保护,不能只靠政府的一纸批文,更需要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和在地社区的主动参与,集贤里需要的不仅是修缮资金和技术支持,还需要有人去记录它的历史、讲述它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它的存在,2006年的省保认定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远远不是终点,我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再次走进集贤里的时候,看到的不只是被加固的墙体和新铺的石板,还有重新燃起的生活气息——哪怕只是几户人家、几缕炊烟,也足以让这些老房子继续活下去。
毕竟,建筑的生命从来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存续,更是人与空间之间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的纽带,集贤里的王氏后人或许已经散落四方,但只要这片土地上的房子还在,记忆就还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而我们这些后来者的责任,就是确保这个地方不会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