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庄乌龟墩遗址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星甸镇陶庄组，是一处兼具新石器时代与商周时期文化遗存的古遗址，该遗址以"乌龟墩"地貌命名，反映了当地独特的地理特征，遗址内涵丰富，涵盖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两个重要历史阶段，对于研究南京地区古代人类活动、聚落演变及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价值，作为浦口区重要的文物保护点，陶庄乌龟墩遗址为探索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明与早期社会形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新石器、商周古遗址，浦口区星甸镇陶庄组
在南京浦口区西北部，老山山脉以西，有一片承载着数千年文明记忆的土地，这里是星甸街道，一个"两省交界、三县接壤、五镇相连"的独特之地，而在这片土地的深处，星甸龙中村陶庄组西侧，一座形如巨龟伏地的土墩静静伫立，它便是闻名遐迩的陶庄乌龟墩遗址，这座面积约4800平方米、高2.5米、文化层厚达3至4米的古遗址，如同一部无言的史书，将新石器时代与商周时期的文明密码层层叠叠地封存在黄土之下，等待着后人去解读、去敬畏。
千年龟墩：因形得名的历史地标
"乌龟墩"之名，并非文人墨客的浪漫想象，而是源于这座土墩独特的龟形地貌，远远望去，墩体浑圆隆起，四周缓坡延展，恰似一只巨龟匍匐于大地之上，守望着脚下这片沃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乌龟墩"作为历史地名并不罕见，从南京江宁到江苏宝应，从湖北团风到安徽石台，皆有以龟形地貌命名的古墩遗存，浦口星甸的这座乌龟墩，却因其跨越新石器与商周两大时代的丰厚文化内涵,而在众多同名遗址中独树一帜。
据考证，陶庄乌龟墩遗址于1982年被正式发现，彼时，文物工作者在星甸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于陶庄组西侧的田野间发现了这座引人注目的土墩，经过初步勘探，墩体之上文化层堆积丰厚，器物残片俯拾皆是，其历史价值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1983年，该遗址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升格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更被正式列入南京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成为南京市117处市级文保单位中的重要一员，从县级到市级，三级跃升的背后,是这座古遗址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曙光
陶庄乌龟墩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上层为商周时期遗存，这种清晰的地层叠压关系,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新石器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质地疏松的红陶素面盆，造型质朴大方，虽无繁复纹饰，却透露出先民对实用与美观的朴素追求；弦纹罐上的弦纹如水波荡漾，是新石器时代陶器装饰的典型手法；泥质红陶带圆圈镂孔的大圈足豆残片，工艺精巧，圆圈镂孔的设计既减轻了器身重量，又增添了审美意趣，堪称新石器制陶技术的杰作，带指甲纹的红陶纺轮，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开始用植物纤维或动物毛发编织衣物；穿孔石斧、鹿角锥、柳叶形石镞等石器和骨器，则展现了先民狩猎、农耕、加工的生产生活全貌。
这些遗物所代表的文化面貌，与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密切相关，从时间上看，新石器文化层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正值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关键阶段，星甸地区在这一时期已有先民在此生产活动、繁衍生息，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聚落，陶庄乌龟墩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浦口西部地区在史前时期并非蛮荒之地,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商周时期的文化繁荣
如果说新石器文化层是文明的曙光初现，那么商周文化层则是这片土地上文化繁荣的有力见证，上层商周遗存的出土器物种类更加繁多，工艺更加成熟,反映出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商周文化遗物中，红陶角状把手造型独特，可能是某种大型容器的附件；扁锥形捺指窝纹鼎足，是商周时期鼎类器物的典型特征，捺指窝纹的装饰手法体现了当时制陶工匠的高超技艺；泥质灰陶圈足碗，器形规整，胎质细腻，代表了商周时期灰陶制作的较高水平，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夹砂粗红陶鬲、甗的半袋形锥足、夹砂红陶细绳纹罐、泥质灰陶钵、泥质黑皮陶罐、小陶杯、黑皮陶带流刻槽盆等多种器型，涵盖了炊煮、盛储、饮食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几何印纹陶罐、钵和原始瓷豆的出土，几何印纹陶是长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最具特色的陶器类型，其纹饰以拍印的几何图案为主，既有实用功能，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原始瓷豆的出现，则标志着制陶技术向原始瓷器的过渡，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有段石锛、石斧、石镰等磨制石器的大量出土，说明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石镰的使用更是直接反映了稻作农业的成熟。
从文化层的厚度来看，商周文化层与新石器文化层各占一定比例，文化层总厚达3至4米，这意味着这座土墩经历了漫长的人类活动历史，先民们在此世代居住、耕作、制陶、狩猎，一代又一代的生活痕迹层层叠加,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文化堆积。
星甸大地：文物富集的文化沃土
陶庄乌龟墩遗址并非星甸地区唯一的文化瑰宝，据统计，星甸辖区共有29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跨度自西周至民国，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29处文物中，仅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就有8处之多，包括茶壶店遗址、官桥城子遗址、百子庵乌龟墩遗址、大城基遗址等,它们与陶庄乌龟墩遗址共同构成了星甸地区商周文化的密集分布区。
茶壶店遗址面积约7000平方米，高约5米，文化层厚4米左右，1958年发现，出土有夹砂红陶鬲、甗、细绳纹夹砂黑陶鬲等遗物，属周文化遗存，2012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官桥城子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1984年发现，出土遗物丰富，属周文化遗存，百子庵乌龟墩遗址面积约4500平方米，1987年发现，出土遗物与陶庄乌龟墩遗址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属周文化遗存，这些遗址星罗棋布于星甸大地之上，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这片土地数千年的文明脉络。
更令人振奋的是，根据2025年以来的最新考古研究观点，乌龟墩类遗址极可能与吴王陵存在密切关联，有学者认为，陶庄乌龟墩遗址是未完全发掘但极可能属吴王陵的土墩墓之一，其规模与已确认的吴王陵相当，地表钻探工作已发现夯土台基和石砌墓道的痕迹，这一发现若得到进一步证实，将彻底改写人们对星甸地区乃至整个南京西部古代文明的认知，由于遗址所在地涉及居民区，发掘工作尚在前期论证阶段,但这一学术方向无疑为陶庄乌龟墩遗址增添了更加神秘而厚重的色彩。
历史纵深：从先秦到当代的文明传承
星甸的历史远不止于商周，据《星甸镇志》记载，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就有先民在此生产活动；公元前3000年前，开始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先民聚落，从陶庄乌龟墩遗址的新石器遗存到商周堆积，再到后来的秦汉、唐宋、明清，这片土地上的文明薪火相传,从未断绝。
在星甸的历史长河中，还流淌着许多动人的传说与故事，斩龙桥始建于清道光初年，传说为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斩杀藏于西山中恶龙之所，桥名由此而来，这座横跨万寿河的古桥，历经风雨沧桑，1992年重建竣工，至今仍是连接两岸群众的重要通道，深井掘于明代，井深十数丈，天旱不涸，民间有井深36丈和井底传鸡鸣的神奇传说，项羽兵败垓下、溃至乌江的历史事件，也在星甸留下了高祖庙、霸王泉、晾甲庙、下马石、驷马山河、驷马山等地名传说，其中阴陵大泽初步考证为斩龙桥周边的滁河湿地,四溃山则是2000多年前项羽与灌婴汉骑鏖战的古战场。
明代万历十七年状元焦竑的故事更是星甸人文精神的生动写照，传说焦竑赶考途中拾金不昧，误了考期，却因考场失火而考期推迟，最终殿试名列第一，民间传颂"德高当报，考场不失火，哪有状元焦",将星甸人崇德向善的品格传为佳话。
保护与展望：让古遗址焕发新生
作为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陶庄乌龟墩遗址的保护工作一直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1983年的县级保护到2012年的市级保护，保护级别的不断提升，体现了社会各界对这座古遗址价值的日益认可,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一道需要智慧解答的命题。
当前，遗址上方种植着苗木和旱作物，从解放桥村秦家坝组方向能够清楚看见遗址的台形轮廓，如何在不破坏遗址本体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周边土地资源，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值得欣慰的是，星甸街道近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辖区29处不可移动文物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与管理。
展望未来，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陶庄乌龟墩遗址的更多秘密有望被揭开，特别是关于其与吴王陵可能存在的关联，若能通过科学发掘得到证实，这座沉睡千年的龟形土墩将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古遗址，而可能成为揭开吴国历史迷雾的关键钥匙，届时，星甸这片古老的土地，将以更加耀眼的姿态,矗立在中华文明的版图之上。
陶庄乌龟墩，这座静卧于浦口星甸陶庄组西侧的千年古墩，以其4800平方米的身躯承载着新石器时代的质朴与商周时期的繁华，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明的守望者，更是星甸大地上永不磨灭的文化丰碑，在时光的长河中，它将继续以龟的姿态,沉稳而坚定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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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庄乌龟墩遗址位于浦口区星甸镇陶庄组，是一处重要的新石器、商周古遗址，该遗址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见证了远古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其出土的各类文物，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化、工艺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遗址的存在，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对于探寻区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让后人得以穿越时空，感受新石器和商周时期的独特魅力，也为研究古代社会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