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重要历史遗存，见证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奠基者的辉煌历程，该遗址承载着近代印刷技术发展与文化传播的珍贵记忆，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印刷史及文化教育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作为文化教育遗存，它不仅反映了近代知识传播与启蒙运动的历史脉络，也体现了商务印书馆在推动国民教育、学术出版方面的卓越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保护意义。
近代出版业遗址，文化教育遗存
在上海静安区天通庵路190号，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大楼静静矗立，四方弧顶钟楼上镌刻的"商务"二字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清晰可辨，这便是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一座承载着中国近代出版业荣光与沧桑的历史丰碑，一处见证文化教育薪火相传的珍贵遗存，它不仅是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不可磨灭的文化坐标。
百年沧桑：从药房仓库到印刷重镇
追溯这座建筑的前世今生，其历史脉络清晰而厚重，1922年，五洲大药房在此建造仓库，彼时谁也不曾想到，这座朴素的建筑即将与中国最伟大的出版机构结下不解之缘，1923年11月，商务印书馆正式在此设立第五印刷所，起初仅作为"辅助印刷纸机关"使用，之所以称"第五"，是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已在宝山路45号设有正厂、后厂、订书厂、木工厂，形成了涵盖印刷、出版等全产业链功能的庞大体系，占地约5.3万平方米,堪称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
这座建筑坐南朝北，平面大致呈矩形，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200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的骨架赋予了它超越时代的坚固，而中间那座四方弧顶钟楼则成为其最具辨识度的标志，在那个铅字排版、机器轰鸣的年代，第五印刷所虽非主力,却以其独特的辅助功能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撑。
历史从不以温情示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对上海闸北一带狂轰滥炸，宝山路总厂建筑焚毁殆尽，被称为"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亦未能幸免，46万册珍贵古籍化为灰烬，大量纸灰如白蝶起舞飘向整个上海天空，被学界称为自圆明园之后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浩劫，在这场文化浩劫中，第五印刷所却奇迹般地劫后余生，成为宝山路文化街几乎唯一幸存的建筑遗存，正是在这座劫后复业的厂房里，商务印书馆践行了"日出一书"的庄严承诺，在民族危亡之际以文化为武器,延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
红色记忆：革命火种在此播撒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的价值，远不止于出版印刷本身，它更是一处红色革命遗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世纪初，宝山路是上海乃至全国最著名的人文地标，商务印书馆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地，许多革命先驱曾是印书馆员工，在工作中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陈云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1925年，年仅20岁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入党，他曾深情感慨："如果我没有来到上海，如果没有进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我后来的革命道路。"茅盾（沈雁冰）1916年进入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工作，后成为中共最老资格的党员之一，中共一大后，各地党组织给中央寄信多有不便，便由茅盾代转，信件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启"，"钟英"即"中央"谐音,印书馆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秘密联络的重要枢纽。
在第五印刷所所在的区域，还留存着市北职业高级中学内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纪念碑，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2021年3月，商务印书馆总厂遗址入选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而第五印刷所旧址作为商务印书馆在沪保留的唯一旧址，同样承载着这份沉甸甸的红色基因，它不仅是一座印刷厂，更是一座革命的熔炉,锻造了一代又一代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先驱者。
文化传承：从铅与火到光与电
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缩影，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立以来，这家跨越三个世纪的出版机构，始终站在中国文化传播的最前沿，在商务印书馆创办之前，上海已是现代出版业的大本营——1844年至1897年间，中国新出版的书籍75%由上海出版；1843年至1911年，上海先后存在过160家出版机构，新型文化人、多学科知识分子在上海高度集聚，发达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广泛而密切的国际联系,都为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
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华古籍的大规模保存、整理与辑印，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所带来的浓重文化危机情境中，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它利用铅印、摄影等新技术，借助公共图书馆等知识传播的现代途径，主动探索了在历史转折时期古籍整理和传播的新空间，以及传统文化如何转化为现代知识的新路径，从《辞源》到《现代汉语词典》，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到巴金走上文坛的《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在征集文物时，收到的第一件藏品便是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巴金为商务百年庆题字手迹，上书："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这件珍贵的手迹，恰如一座桥梁,连接着商务印书馆的百年文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璀璨星河。
涅槃重生：从工业遗产到文化地标
1954年，商务实行公私合营，总馆迁往北京，第五印刷厂改组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先后隶属出版总署、上海出版事业管理处领导，1998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称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有限公司，隶属于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底，工厂搬迁至青浦,这座承载了近一个世纪记忆的建筑一度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转机出现在2017年，2月11日，恰逢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之际，第五印刷所旧址经全面修缮后作为商务印书馆发展史的展示场所正式向社会开放，修复过程中，工作人员通过对建筑材质的复原和原塔楼的切割平移，重现了昔日第五印刷所的原貌，延续了商务文脉，保存了商务印书馆最珍贵的记忆，底层举办的"千丈之松——商务印书馆120周年专题展"，以丰富的史料和实物,向世人展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辉煌历程。
这座建筑已成为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9年入选第二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它与商务印书馆总厂遗址、发行所等文物点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遗址群，反映着近代出版业发展、印刷技术变革与革命文化传播的宏大历程，在静安区106处重要红色革命旧址、遗址中,它以独特的文化教育属性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时代回响：守护文明的永恒使命
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望，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座建筑本身，它是近代中国出版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见证者，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中坚守文化阵地的象征，是革命先驱以笔为枪、以书为旗的精神丰碑,更是文化教育薪火相传的活教材。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曾指出，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诞生、发展与繁盛绝非偶然，上海作为现代出版业大本营的深厚底蕴，为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则强调，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华古籍的大规模保存与整理，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文化危机中具有特别意义,它探索了传统文化转化为现代知识的新路径。
这座建筑告诉我们：文化的力量，足以穿越战火与硝烟；教育的光芒，能够照亮最黑暗的时代，当我们走进这座修缮一新的印刷厂旧址，触摸那些斑驳的墙壁，仿佛仍能听见百年前机器的轰鸣、听见革命者慷慨激昂的演说、听见朗朗的读书声穿越时空而来。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这座静安区现存唯一的商务印书馆单体建筑遗存，以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永远矗立在天通庵路190号，如同一棵历经风雨的千丈之松，根深叶茂，生生不息，它提醒着每一个到访者：守护文化遗产，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教育薪火,就是点亮未来的希望之光。
承汉唐雄浑气韵，守世代匠人初心，汉匠古建作为深耕古建全产业链的综合型企业，将规划、设计、营造、修缮与装饰装修融于一脉，让每一块砖石都承载跨越千年的文明温度。从巍峨宫阙到江南园亭，从繁复雕饰到素朴砖瓦，汉匠人以指尖技艺接续历史脉络，以极致标准守护传统根脉，在现代生活里重焕东方建筑美学的恒久生命力。
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意义，它见证了近代出版业的发展轨迹,是那个时代文化传播与知识传承的重要场所。
旧址内留存着诸多与印刷出版相关的设施和遗迹，这些实物无声诉说着往昔的忙碌与辉煌，从排版设备到印刷机器，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先辈们的智慧与心血，曾印制出无数承载着文化教育价值的书籍报刊，为推动文化进步、普及知识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不仅是近代出版业的重要遗址，更是文化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珍贵遗存，让后人得以直观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珍视并传承这份独特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