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造像是中国五代至元代时期的石窟造像群，位于杭州西湖灵隐寺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群分布于飞来峰青林洞、玉乳洞等多处岩壁上，现存三百余尊石刻造像，题材涵盖佛、菩萨、罗汉、天王等，风格融合汉传与藏传佛教艺术特色，其中元代藏传佛教造像尤为珍贵，是江南地区罕见的密宗石刻艺术代表，飞来峰造像以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丰富的宗教内涵，被誉为中国佛教艺术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宗教研究价值。
五代至元代石窟造像，全国重点文保佛教艺术瑰宝
在中国东南的锦绣山河之间，杭州西湖之畔，有一座高约一百六十八米的石灰岩山峰，名曰飞来峰，它不以巍峨取胜，却以奇石、古洞、幽壑闻名于世；它不以险峻著称，却以三百八十余尊石刻造像、三百三十余处摩崖题刻，铸就了一座跨越五代至元代的佛教艺术丰碑，这便是飞来峰造像——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石窟造像群，中国东南最著名的窟龛造像群,更是1982年便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佛教艺术瑰宝。
千年凿石：从晚唐遗风到元代巅峰
飞来峰造像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石窟艺术演变史，晚唐以后，中原北方的石窟造像活动渐趋衰落，大批匠师南迁，四川与江浙一带遂成造像新中心，地处江南的杭州，作为吴越国都城，在"崇信释教，前后造寺庙无数"的国策推动下，掀起了第一个造像高潮，飞来峰造像群始凿于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青林洞内滕绍宗舍钱雕造的弥陀、观音、大势至"西方三圣"龛，便是飞来峰现存纪年最早的石刻造像，这三尊造像端坐于高束腰仰莲须弥座上，身后饰火焰纹背光，衣纹线条简洁，雕工精细，带有鲜明的晚唐遗风，堪称"上承唐代，下启宋元"的过渡之作。
五代时期的造像数量虽少，形制亦小，却为飞来峰奠定了艺术根基，这些造像多为佛教净土宗的"西方三圣"题材，分布于山顶与青林洞口，风格古朴而庄重，进入北宋，造像数量骤增至二百三十二尊以上，主要集中于青林、玉乳两洞，题材以罗汉、祖师像为主，玉乳洞内的六祖像形体较大，系天圣四年（1026年）作品，风格古朴浑厚；青林洞南口崖壁上的"卢舍那佛会"浮雕，为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胡承德所造，高一百四十六厘米，宽一百五十厘米，共十七身造像，技法娴熟，结构完整，主次分明，是宋代造像中最精致的作品之一，卢舍那佛居中结跏趺坐，头戴宝冠，身着圆领袈裟，双手上举作说法状；左右文殊骑狮、普贤骑象，四天王、四菩萨及飞天环绕其间，场面热烈而庄严,颇具装饰意味。
南宋时期，飞来峰造像迎来了世俗化的高潮，冷泉溪南岸的布袋弥勒像，高约二米，长九米，是飞来峰造像中最大的一尊，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这尊弥勒佛粗眉大眼，喜笑颜开，袒腹踞坐，右手扶布袋，左手持念珠，造型夸张而传神，额头皱纹、双眼、嘴部的刻画，将一种物我两忘、发自内心的笑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两侧围绕的十八罗汉，依山就势，或坐或立，或卧或行，有的托塔，有的合十，有的持锡仗，有的舒展经卷，各具姿态，神态各异，这组造像将布袋弥勒与十八罗汉重新组合，是全国石窟中绝无仅有的题材实例,堪称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实证。
元代造像则是飞来峰造像群的主体与精髓，现存六十七龛、一百一十六尊，其中四十六尊为藏传佛教风格，六十二尊为汉式风格，另有八尊受藏传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这批造像起自至元十九年（1282年），终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由元代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主持营造，造像多分布于冷泉溪南岸及青林、玉乳、龙泓、射旭、呼猿诸洞内外的悬崖峭壁上，最大者高三米以上，最小者亦有一点五米左右，佛龛以方形、长方形居多，亦有凸字形与半圆形，顶多呈拱券或平顶，题材以佛、菩萨为主，欢喜佛、多臂菩萨、救度母等藏传佛教形象颇具特色，佛像高耸螺髻，斜披衬衣，袒露右胸与手臂；菩萨佩戴宝冠，薄纱轻覆或裸露上身，在继承唐宋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藏、蒙民族的艺术特色。
汉藏交融：多民族艺术的璀璨结晶
飞来峰造像最令人瞩目的特质，在于其汉藏艺术的深度交融，公元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元廷派西夏人杨琏真伽出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入驻杭州主持飞来峰凿龛造像，这一历史事件，使藏传佛教艺术大规模进入江南腹地，与汉地传统造像风格碰撞、融合，催生出独特的"梵汉合璧"艺术现象。
与同一时期西藏地区的萨迦寺、夏鲁寺造像相比，飞来峰的藏式造像已出现明显的汉化倾向，以第七十六龛绿度母造像为例，虽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雕造，却模仿水月观音的姿态，腿部抬起，身体重心落于臀部，艺术家细致刻画了腰间因坐姿形成的肌肉凸起，使造像变得沉静中庸，略呈慵倦之态，这种处理方式，既保留了藏传佛教造像的图像学规范，又注入了汉地艺术的审美意趣,堪称汉地艺术对藏传佛教造像的创造性改变。
尊胜佛母像是飞来峰藏传造像的又一杰作，这尊三面八臂的佛母像，面相圆满，表情安详，宽肩细腰，八臂动作自然协调，颇有节奏感，雕镌精工而无烦腻之弊，密里瓦巴及二侍女、九头龙王胁侍等造像，均为罕见题材，代表了元代藏传佛教艺术的巅峰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飞来峰藏传造像的雕造时代在乾隆汉译《造像度量经》之前，多数汉族佛教徒对藏传造像规律法度了解甚少,这批造像为明清时代汉地藏传佛教造像提供了优秀范本。
研究者指出，飞来峰造像"造像仪态祥和，衣纹圆润，是南宋都城造像艺术和藏传佛教题材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藏汉文化的融合"，汉、藏、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在此汇聚，不仅为宋元之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也为元代艺术创新提供了契机，自元代以后，中国再无大型官治开窟造像活动，飞来峰"汉梵并用"的元代造像,可谓中国窟龛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
三个全国之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飞来峰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拥有三个"全国之最",彰显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一，元代造像最多、最集中，六十七龛一百一十六尊元代造像，不仅数量冠绝全国，且题记清晰可辨者有十九尊，具有明确的断代意义，可作为图像学和断代的标尺，飞来峰造像中无量寿佛的胁侍为绿度母和文殊菩萨，而非后期常见的白度母和佛顶尊胜,这为考察藏传佛教图像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其二，雕造罗汉最多，飞来峰造像实现了从以佛为主体到以罗汉为主体的历史性转变，是全国石窟中雕造罗汉最多的地方，从五代吴越国时期的零星罗汉，到宋代的大量涌现，罗汉造像成为飞来峰最具特色的题材之一，这些罗汉或慈眉善目，或怒目圆睁，或静坐沉思，或手舞足蹈,将佛教的庄严与世俗的生动完美统一。
其三，汉族地区供奉藏传佛教佛像最多，在汉族聚居的江南腹地，飞来峰集中了如此大规模的藏传佛教造像，这在全国绝无仅有，这些造像不仅是宗教信仰的载体,更是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摩崖题刻：千年文脉的诗意传承
飞来峰不仅是造像的宝库，更是书法与文学的殿堂，现存唐代至民国摩崖题刻三百三十余品，涵盖隶书、草书、行书、篆书等多种书体，其中最久远的诗刻，是唐代杭州刺史卢元辅的《游天竺寺》，距今已逾一千二百年，被誉为西湖摩崖之最，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酷爱飞来峰，曾作《冷泉亭记》，离任时留下"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的深情诗句，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常在灵隐盘桓，写下"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的名句，王安石二十九岁登飞来峰，挥毫写就"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千古绝唱。
两宋期间，外交使者往来频繁，飞来峰摩崖题刻中的"路公弼"便是奉使高丽的使臣途经此地留下的墨宝，1891年，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为追寻王羲之足迹来到浙江，与俞曲园、吴昌硕等大师以书法为媒，论道交友，在飞来峰留下题记，并积极向日本传播中国书画诗词文化，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诗词与墨宝，使飞来峰成为西湖边的千年"朋友圈"。
保护传承：科技赋能与免票惠民
飞来峰造像的保护工作始终走在前列，196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西湖南山造像（含慈云岭、烟霞洞、天龙寺造像）并入该保护单位，目前已实施三期修复保护工程，运用地质测绘、三维数字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对造像进行科学修复与监测,第四期工程即将开启。
2025年12月1日起，灵隐飞来峰景区实行免票政策，让更多民众得以亲近这座千年艺术宝库，开放时间为每日六点三十分至十八点（十七点三十分停止入园），景区评分高达四点八分,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飞来峰造像，以其跨越五代至元代的漫长时光，以其汉藏交融的独特风格，以其罗汉遍布的世俗情怀，以其摩崖题刻的文脉传承，构筑了一座无可替代的佛教艺术丰碑，它不仅是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缩影，在这片无石不奇、无树不古、无洞不幽的山水之间，每一尊造像都在诉说着千年的信仰与智慧，每一道刻痕都在铭刻着历史的深邃与广阔，飞来峰，这座承载着厚重文明的山峰，必将在新时代的保护与传承中,继续绽放其不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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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峰造像位于杭州灵隐寺前，是五代至元代时期的石窟造像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堪称佛教艺术瑰宝，其造像风格多样，融合了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有栩栩如生的佛像，展现出慈悲庄严之态，这些造像不仅是精湛的艺术作品，更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内涵，见证了那段历史时期佛教艺术的发展与传承，吸引着无数游客与学者前来探寻其独特魅力与珍贵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