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来峰造像是中国五代至元代时期的石窟造像群,位于杭州西湖灵隐寺前飞来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群始凿于五代后周,历经宋、元各代续刻,现存石窟造像三百余尊,题材涵盖佛、菩萨、罗汉、天王等,风格融合汉传与藏传佛教艺术特色,其中元代造像尤为突出,以大肚弥勒、多闻天王等最为著名,雕刻精美、神态生动,是中国南方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佛教艺术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宗教研究价值。
五代至元代石窟造像,全国重点文保佛教艺术瑰宝
在杭州西湖的碧波之畔,灵隐寺前矗立着一座高约一百六十八米的石灰岩山峰——飞来峰,这座山峰无石不奇、无树不古、无洞不幽,石间密布着三百八十余尊佛教造像,横跨五代、宋、元三个朝代,历经千年风雨而不朽,它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石窟造像群,更是中国东南地区最负盛名的窟龛造像宝库,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将其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西湖南山造像并入该保护单位,使其文化版图更加宏阔,2025年12月1日起,灵隐飞来峰景区实行免票政策,让更多人得以亲近这座千年艺术殿堂。

千年凿刻:从晚唐遗韵到元代华章
飞来峰造像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佛教艺术演变史,晚唐以后,中原北方的石窟造像活动渐趋衰落,大批匠师南迁,四川与江浙一带遂成造像新中心,地处江南的杭州,作为吴越国都城,在"崇信释教,前后造寺庙无数"的国策推动下,掀起了第一个造像高潮。
飞来峰现存有题记的最早造像,是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滕绍宗舍钱雕造的"西方三圣"龛,位于青林洞入口西侧,龛中弥陀、观音、大势至三尊造像端坐于高束腰仰莲须弥座上,身后饰火焰纹背光,衣纹线条简洁,雕工精细,带有鲜明的晚唐遗风,这一龛造像,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飞来峰千年造像的序幕。

五代时期的造像数量虽少,形制亦小,却"上承唐代,下启宋元",为后世奠定了坚实的艺术根基,进入北宋,造像数量骤增至二百三十二尊,主要分布于青林、玉乳两洞,题材以罗汉、祖师像为主,青林洞南口崖壁上的"卢舍那佛会"浮雕,凿于乾兴元年(1022年),由信徒胡承德供养,共十七身造像,技法娴熟,结构完整,形象生动,是宋代造像中最精致的作品,玉乳洞内的六祖像,形体较大,系天圣四年(1026年)作品,风格古朴,技法娴熟,堪称北宋造像的典范。
元代是飞来峰造像的巅峰时期,至元十九年(1282年)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由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主持营造,现存六十七龛、一百一十六尊造像,其中四十六尊为藏传佛教风格,六十二尊为汉式风格,另有八尊受藏传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这些造像体型巨大,最大者高达三米以上,雕刻精美,保存完好,分布于冷泉溪南岸及青林、玉乳、龙泓、射旭、呼猿诸洞内外的悬崖峭壁上,青林洞口外壁上的毗卢遮那和文殊、普贤造像,更是杭州西湖最早的一龛元代石刻造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三大全国之最:独一无二的艺术地位
飞来峰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拥有三个"全国之最"。
其一,它是全国元代造像最多、最集中的一处,元代汉藏并用的造像风格,在全国范围内绝无仅有,堪称中国窟龛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自元代以后,中国再无大型官治开窟造像活动,飞来峰的元代造像因此成为这一伟大传统的绝响。

其二,它是全国石窟中雕造罗汉最多的地方,罗汉造像是中国佛像艺术世俗化的典范,飞来峰从五代到宋元,罗汉题材贯穿始终,数量之丰、形态之多,冠绝全国,冷泉溪南岸的南宋布袋弥勒与十八罗汉群像,便是其中最璀璨的明珠。
其三,它是汉族地区供奉藏传佛教佛像最多的地方,欢喜佛、多臂菩萨、救度母、尊胜佛母、绿度母等藏传佛教造像,在江南汉族地区的石窟中如此集中地出现,实属罕见,这些造像不仅在图像学上与西藏地区同类造像保持一致,更在造型上呈现出明显的汉化倾向——面部趋于平和,体态更显沉静,体现了汉藏文化的深度融合。

汉藏交融:多民族艺术的璀璨结晶
飞来峰造像最令人叹为观止之处,在于其"汉梵并用"的独特艺术风格,元代造像中,汉式造像雍容庄重,宽衣博袖,承袭唐宋传统;梵式造像则佛像高耸螺髻,斜披衬衣,袒露右胸,佩戴宝冠,富有藏、蒙民族的艺术特色,两种风格在同一座山峰上和谐共存,交相辉映,创造出"梵汉合璧"的艺术奇观。
以第76龛绿度母造像为例,该像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雕造,却模仿水月观音的姿态,腿部抬起,身体重心落在臀部,艺术家细致刻画了腰间因坐姿形成的肌肉凸起,使造像变得更加沉静中庸,略呈慵倦之态,这种创造性的改变,正是汉地艺术对藏传佛教造像的深刻影响,也为明清时代汉地藏传佛教造像提供了优秀范本。

尊胜佛母像则是另一件杰作,该像三面八臂,面相圆满,表情安详,宽肩细腰,八臂动作自然协调,颇有节奏感,雕镌精工,无烦腻之弊,代表了元代藏传佛教艺术的巅峰水平,密里瓦巴及二侍女、九头龙王胁侍等造像,更是罕见题材,为研究藏传佛教图像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布袋弥勒:世俗化的艺术巅峰
在飞来峰众多造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冷泉溪南岸的南宋布袋弥勒像,这龛雕像长九米、高二点六米,是飞来峰造像中最大的一尊,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肚弥勒造像,弥勒佛居中,粗眉大眼,喜笑颜开,袒腹踞坐,右手扶布袋,左手持念珠,造型夸张而传神,额头皱纹、双眼、面部、嘴部和下颏的处理,有力地刻画出一种物我两忘、清澈透明、发自内心的笑,随意斜披的袈裟,流水般繁密的衣褶,与面部刻画互为表里,营造出洞穿红尘、自得其乐的意境。
两侧十八罗汉依山就势,或坐或立或卧,或托塔或合十或持锡仗,姿态各异,神态万千,运用夸张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赋予每一位罗汉独特的个性,与唐代端庄神圣的佛像相比,这组造像更为轻松诙谐,充满世俗气息,是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实证,也是飞来峰造像的代表性标识。
摩崖题刻:千年文脉的无声诉说
飞来峰不仅是造像的宝库,更是书法与文学的殿堂,现存唐代至民国摩崖题刻三百三十余品,涵盖隶书、草书、行书、篆书等多种书体,其中最久远的是唐代杭州刺史卢元辅的《游天竺寺》诗刻,距今已逾一千二百年,被誉为"西湖摩崖之最",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酷爱飞来峰,曾作《冷泉亭记》,离任时留下"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的深情诗句,苏轼、王安石等后世文人亦在此留下不朽篇章,王安石二十九岁时写下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人。
两宋期间,外交使者往来频繁,飞来峰摩崖题刻中的"路公弼"便是奉使高丽的使臣途经此地留下的墨宝,1891年,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为追寻王羲之足迹来到浙江,与俞曲园、吴昌硕等大师以书法为媒,论道交友,在飞来峰留下题记,并积极向日本传播中国书画诗词文化,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保护传承:让千年瑰宝永续生辉
飞来峰造像已实施三期修复保护工程,运用地质测绘、三维数字化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科学保护,第四期工程即将开启,这些造像与西湖秀丽景致交相辉映,是世界文化遗产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五代的古朴典雅,到宋代的精致细腻,再到元代的雄浑壮丽,飞来峰造像以其跨越三个朝代的艺术跨度、汉藏交融的独特风格、世俗化的生动表达,书写了中国石窟造像艺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它不仅是佛教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见证,值得我们永远珍视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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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来峰造像位于杭州灵隐寺前,是五代至元代的石窟造像群,这些造像雕刻精美,题材丰富,反映了当时高超的佛教艺术水平,其历经多个朝代不断开凿,融合了不同时期的风格特点,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佛教艺术的瑰宝,众多佛像造型各异,栩栩如生,展现出古代工匠的非凡技艺与智慧,吸引着无数游客与学者前来欣赏研究,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