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家本故居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是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沈家本的出生与成长之地,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清末著名法学家,主持修订《大清新刑律》等多部法律,被誉为"中国近代法律之父",故居为典型江南民居建筑,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见证了沈家本从科举入仕到推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传奇一生,故居作为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和法治文化教育基地,向世人展示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卓越贡献。
在北京西城区金井胡同的深处,有一座闹中取静的三进四合院,青砖灰瓦间沉淀着百余年的法治记忆,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胡同里缓缓流淌的烟火气与历史的厚重回响,推开那扇朱红大门,仿佛推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法治史诗——这里便是清末修律大臣、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沈家本的故居,这座院落,不仅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中华法治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坐标,承载着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寻求法治光明的不屈意志。

沈家本,字寄簃,浙江归安(今湖州吴兴)人,生于1840年,恰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他自幼聪颖好学,精于经学与文字学,继承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考据方法与求实精神,光绪年间中进士后,历任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要职,他的一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梁启超曾盛赞:"沈氏承千古之绝学,开一代之新风。"《清史稿》亦评价道:"自变法议兴,家本修法律,并邀时誉……而大势所趋,已莫能挽救,贤哉,不愧古大臣矣。"
这座故居原本是吴兴会馆的旧址,1900年,沈家本入京后便居住在金井胡同一带,1901年,他升任刑部右侍郎后,正式购得这座已废弃的会馆作为住宅,经过数月整修,于1903年迁入,从此,这座院落便成为他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栖息之所,也成为他毕生修律、治学、著述的精神殿堂,直至1913年,沈家本在此病逝,走完了他七十三载的传奇人生。

故居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703.38平方米,文物建筑面积1014.85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三进四合院,大门两侧连接着两间门房和六间倒座房,尽显老北京四合院的典雅与安逸,第一进院内,正房为三间穿堂,东西耳房分列两侧,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东侧那座中西合璧的二层砖木小楼——枕碧楼,这是沈家本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原有东耳房基础上向东扩展修建的藏书楼,他亲自题匾"枕碧楼"三字,据称为徐世昌所书,楼上曾藏书五万余卷,名噪一时,是沈家本的书房与写作之处,他晚年多部重要著作均在此完成,楼下则为客厅茶室,曾会见过许多清末民初的名人,枕碧楼的木质楼梯踩上去微微作响,阳光透过枝叶洒进阁楼,静谧得能听见风穿过回廊的声音,仿佛能穿越百年时光,看见先生伏案修律、查阅典籍的身影。
二进院正房面阔五间,东西配房各三间,连接厢房、耳房各两间,后院即第三进院,正面后罩房面阔八间,东侧有两进小院及南房三间,院落深处,还有一棵据说是沈家本亲手栽种的皂角树,树龄逾百年,树干需两人合抱,百年光阴流转,默默持守、清荫如故,这棵古树,如同一位沉默的见证者,默默注视着这座院落从繁华到沉寂、从破败到重生的全部历程。

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院落,也曾历经沧桑,1940年,沈家本宅院易主给丁姓人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宅院作为敌产被民国政府充公,新中国成立后,宅院作为直管公房分配给普通市民居住,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院内搭建了大量抗震棚并逐渐演变为固定房屋,故居逐渐成为住有46户居民、私搭乱建严重的大杂院,建筑损坏严重,安全隐患突出,枕碧楼出现严重倾斜,整座院落面目全非,令人扼腕叹息。
转机出现在2014年,西城区将沈家本故居列入"十三五"文物保护腾退计划,2015年正式启动文物腾退工作,探索确立了"主体尽责、依法维权、合理腾退、司法保障"的工作模式,至2016年8月,全部46户居民完成腾退,2017年4月,修缮工程正式启动,坚持"安全为主、最小干预、修旧如旧"的原则,对严重歪闪的枕碧楼进行纠偏加固等抢救性保护,施工中还发现并修复了隐藏在隔墙内的完整木隔扇,2018年1月9日,经过修缮布展的沈家本故居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展示基地"正式对公众免费开放,同年,故居被列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2019年11月,被全国普法办命名为"第二批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2021年2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为"全国法院法治文化教育基地",截至2022年8月,已累计接待游客近13万人次,成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教学科研与实践基地。

走进故居,六间展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充分展示沈家本的生平及成就,展陈内容分为多个部分:序厅以沈家本半身铜像和大事记形式展现其生平纪年,从青少年时期、刑曹生涯、任职地方、修订律例到斗士蠖居,完整勾勒出他风云变幻的一生,展厅中还展示了清末四大疑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该案发生于1873年,举人杨乃武被诬告通奸杀夫,后经刑部反复查勘洗雪冤情,沈家本《钦差查办事件》奏折手稿复制品便是这段历史的珍贵见证。
第二展厅展示清末修律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参观者可通过电子屏幕了解中国古代刑罚的演变,第三部分聚焦枕碧楼,还原沈家本生前生活场景,陈列其生前使用的印章、砚台、笔洗、手炉等文物,第四部分介绍修订法律人物,礼教派的张之洞、劳乃宣与法理派的伍廷芳、杨度、章宗祥等人的思想交锋跃然眼前,第五部分则展示沈家本所著《历代刑官考》中提及的历史法治人物,通过"飞屏"技术让参观者深入了解中华法系的构建历程。

沈家本在这座院落中完成的事业,足以彪炳史册,他主持翻译西方十余国法律文献,聘请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等作为顾问,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宏阔视野,对传统法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他上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主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力推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打破中国数千年刑民不分的桎梏,他主持编纂《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近代法律文本,创办京师法律学堂培养新式法律人才,以一己之力试图在封建末世的废墟上搭建起中国近代法治的脊梁。
修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1907年《大清新刑律》初稿完成时,以张之洞、劳乃宣为首的礼教派掀起猛烈反对,这就是著名的"礼法之争",对于"无夫奸""子孙违反教令"等纲常伦理问题,法理派认为属于道德范畴不应入刑,礼教派则坚持变法不应偏离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口诛笔伐之外,礼教派还对沈家本等人提起弹劾,导致《大清新刑律》七易其稿,直至1911年才正式颁布,沈家本也被迫辞去修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职务,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满腔法治热忱终究难敌时代偏见,沈家本只能回到枕碧楼中埋首著述,在完成最后一部著作《汉律摭遗》后,带着无尽遗憾离世,临终前,他在病榻上赋《梦中作》:"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漫说沐猴为项羽,竞夸功狗是萧何,相如白璧能完否,范蠡黄金铸几何,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字字泣血,句句含悲,道尽了一位法治先驱壮志未酬的苍凉。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故居如今已成为法治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它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法治教育、主题党日、研学活动,举办"寻迹故居·与法同行"儿童节普法活动、"12·4"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联合高校开展辩论赛等,故居还曾作为国际司法交流平台,接待中亚国家法官研修班等国际司法交流团组,院内设有法治宣传教育互动主题空间,通过互动投影墙、"幻影小剧场"三折幕、趣味问答机等现代多媒体手段,打造沉浸式普法场所,让法治精神以更鲜活的方式触达人心。
更令人动容的是,当代法律人与这座院落之间形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有法律工作者曾在此参与司法解释修订研讨会,枕碧楼旁、皂角树下,一群法律人围坐研讨,手中拿着最新的司法解释草案,各抒己见、字斟句酌,那一刻,百余年前沈家本伏案修律的身影与当下法律人接续奋斗的画面重叠交融——先生当年未竟的理想,在百年后的今天一步步成为现实;他渴望的法治秩序,在如今的中国已然落地生根、蓬勃发展。
从清末修律的艰难求索到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宏伟蓝图,变的是时代背景,不变的是一代代法律人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对法治信仰的坚定坚守,沈家本故居,这座藏于胡同深处的百年院落,不仅是砖瓦木石的物质遗存,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告诉我们:法治的种子一旦播下,便会穿越风雨、跨越世纪,终成参天大树,走出故居,回望那余晖下的古朴院落,枕碧楼静静矗立,皂角树迎风摇曳,先驱的理想已然照进现实,而法治的薪火,将永远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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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故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沈家本作为近代法学奠基人,其故居见证了他为中国法制现代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故居内留存着诸多与他相关的珍贵物品和资料,从中能深切感受到他在法学领域的钻研与开拓精神,通过参观故居,人们得以更直观地了解沈家本的生平事迹,也能体会到那段时期中国法制变革的艰辛历程,它是研究中国近代法制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实物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