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故居，也是历史的传承和见证2015，羊年无春，在传统中这样的年份似乎总让人感到一丝伤感与惆怅。有人为这一年出生的孩子担忧，仿佛这些孩子从一出生起便注定了日后的坎坷与艰辛，仿佛连将其带到世上的父母也对其充满了愧疚。
而在七个轮回之前，在一个寒冷的羊年末冬日，杭州西大街安吉路编号1-6-3268-2地块易主。对这一地块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新生，而对这个新生儿而言，诞生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凄冷时节，也仿佛注定了其一生的悲欢离合将永难落幕……
瞿晏，60来岁，清癯而矍铄，退休前是医疗系统干部，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了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团队，自此，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走访、勘察历史建筑的前世今生。而安吉路37号，是她2014年的工作重点。
“起初接触历史建筑保护，纯粹是因为兴趣爱好，更深入的研究以后却发现，做这个事情太有意思了，也很有意义，学到很多东西。”谈到历史建筑，瞿阿姨像打开了话匣子，而说到安吉路37号，就更有故事性了，“这个房子位于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建造的，建国后又住过共产党的革命干部，背后的故事特别多，在我看来，安吉路37号的历史就像中国的历史，和中国这么多年的命运息息相关”。
第一任主人：国民党爱国将领俞星槎
1932年1月，俞星槎购得西大街安吉路编号1-6-3268-2地块，成为此地新主人，这便是今天的安吉路37号。
1934年，俞星槎在所购地块上建成两层欧式楼房一座、院落南大门（门厢）一处，建筑面积共461.61平方米，又于地块西北角建了80.16平方的平屋，总建筑面积达541.77平方米。楼房很是考究，有水电井、电灯、自来水、卫生设备等，欧式楼房前后还打造了花园，当时的门牌号为西大街安吉路6号。俞星槎夫人和五子一女及男仆女佣长住此楼。
俞星槎（1893-1940），浙江东阳吴宁镇人，谱名尧俊，字和墀，原名咏裳，别号江东。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俞星槎算不得出名，但他在1914年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期间，遇到了一个将来在民国战场上赫赫有名的同学——“小诸葛”白崇禧。而俞星槎与白崇禧不但是同学，甚至还同桌同寝室，这也注定了他这一生都将与这支民国中央非嫡系王牌军（即桂系）一道起落沉浮。
此时的俞星槎，可能连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人生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即将上演。1928年冬，北伐战事结束，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定于1928年12月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预备会议，邀请各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出席会议。各方为保存己方实力，难以达成协议，矛盾难以调和。
上海已非久留之地，李宗仁决定离开上海回前线指挥战争,但李住的那座花园式小楼早受到监视。李派广西驻沪办事处处长俞星槎去看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密商离沪办法，张定璠派人设法购得外轮船票。
为了避开特务的跟踪监视，李在动身前三天，即在上海寓所“融园”门上张贴一纸，上书“目疾加剧，医嘱谢客”，拒见任何人。上船之前，俞星槎在黄浦江僻静的上海市政府专用码头雇好一艘汽艇。
1929年3月25日晚，李宗仁带着侍从副官季光恩出了“融园”，乘车去中国饭店。李宗仁的汽车刚驶出法租界，后面便有一辆神秘汽车紧跟，到饭店后，尾随的神秘汽车里面钻出两人，一左一右守在楼梯旁。李宗仁片刻不敢耽搁，在副官带领下从后面工人专用的楼梯下来。此时张定璠在后门已经准备好另一辆汽车，李宗仁坐上汽车，飞驶向黄浦江边一个上海市政府的专用码头，俞星槎等候在那里，他们匆匆登上汽艇，径直开往吴淞口，转搭另一艘邮船去了香港，再经香港返回广西。
李宗仁逃离上海的第三天，即3月27日，蒋桂战争爆发。
俞星槎在其中貌似一弹未发，但他也许真真切切地改变了历史进程：倘若当年李宗仁未能全身而退，也许蒋介石将轻而易举消灭各方军阀势力，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围剿当时尚未燎原的井冈山红色火种……
而日后随着桂系势力的再度得势，俞星槎也一度平步青云：1937年8月13日进阶陆军少将；1938年6月2日再晋陆军中将；1939年10月赴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高级参谋室主任等职。自此俞星槎终于攀上人生的顶峰，进入了当时中国的核心权力圈。
但人生又一次与俞星槎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1940年5月22日，俞星槎奉令飞赴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5月25日晚8时前后，车行至重庆市区南部长江边的菜园坝时，因日寇轰炸，公路上弹坑密布，座驾颠覆，俞星槎不幸身亡，享年47岁。这位安吉路37号的首任主人，就这样在历史洪流中匆匆谢幕，不知终其一生，究竟有多少时光在自己的这片宅院中度过。
不对称的立面，仿佛一段音乐的旋律为了拍摄安吉路37号别墅，瞿晏曾多次进入这个院落。但在院落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都无法取其全貌，为此她还多次进入省团校和物产公司等附近制高点取景。
“去了很多趟，一次次的走访里面的住户，拍照片。有时候住户不在家，只能无功而返，有时候住户不接受采访，只好借助社区居委会的力量。说起来，安吉路37号应该是我这几年遇到的最难啃的‘骨头’”。瞿阿姨笑着说。
这座两层西式别墅的南北轴大于东西轴，并且是不对称的。“不对称，应该是安吉路37号建筑最大的特点。”瞿晏介绍道，“古建筑都讲究对称之美，而这个房子恰恰是不对称的，站在高处往下看，它的平面中轴不对称；从立面看，则东、西、南、北四个立面皆不对称。它的线条不是直的，而是高低起伏的，是不是很像一段音乐的旋律？所以说，安吉路37号很好的诠释了‘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个说法。”
此外，安吉路37号屋顶构造较为复杂。普通歇山顶为九脊四坡，而该别墅多达十八脊十二坡。歇山顶的正脊为南北走向，正坡位于屋顶的东西两侧，屋顶南、北侧山花位置设有老虎窗，最北端坡屋面设有烟囱。俯瞰小楼，非中规中矩的屋顶反而显得更有韵味。
别墅外墙为一水的青砖，青砖墙可见不同窑口的记窑砖，上刻“倪增茂”“侯巫洪”“和恒”等字样，立面的不对称及凸出的柱状竖线条增加了墙面的丰富感。勒脚处有长方形气孔，以防止建筑受潮。小楼的前后几个入口处台阶形状各异；有弧形、半圆形、直跑形等，颇具逸趣。
原楼房有东北角及南面两个出入口，现东北角出入口仍保存，南面的出入口已不再使用。原楼房东南角为室外走廊，现二楼室外走廊已封闭，一楼室外走廊部分保存，可见铜钱状的水泥栏杆。
楼内地面、楼梯、扶手、栏杆、门窗皆为木制。楼梯设置于楼房西北部，面对东北角出入口。扶手上有简洁的雕刻，扶手近转角处弧形处理手法较奇，在杭城别墅中少见。
欧式楼房前后原各有一处庭院，即南北花园，四周以泥墙围护。
原来的安吉路37号正大门，开在紧邻安吉路的南花园的院墙上，红漆大门颇为气派，门上有一对很大的铜环，大门两侧是两间小房。一进门，便可见两排冬青及楼房南面出口处的两尊石狮，南花园内种有桂花树及葡萄藤。
当年的北花园与安吉路35号仅一墙之隔，花园里有一片幽静的竹林，有可乘凉歇息的石桌石凳，还有一口与建筑同时代的老井。居民们说，夏天吊个西瓜下去冰着，晚上拎起来，透心凉。
后来南花园被二层简易楼房取代，成为安吉路38号。北花园上也建起三层楼房，即现在的安吉路36号。37号大门也因此改开在别墅东侧的安吉支路上。
目前，两层欧式别墅周围搭建了不少杂乱的披屋，老人们口中漂亮的南北花园已荡然无存。
民国时，安吉路一带属于杭州城西，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如今的环城西路就是当初的西城墙，而西城墙外有一条桃花港河。清代诗人王洪曾描述了桃花港河春天的景象，“宿雨涨春流，晓日红千树，几度寻芳载酒来，自与春风遇。弱水与桃源，有路从教去，不见西湖柳万丝，满地飞风絮。”
可以想象，当时的桃花河畔景色之美，再加上离西湖也不远，因此，民国年间，许多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以至后来的军阀、新兴的民族资本家（如林和靖后人、书法大家沙孟海、著名教育家庄泽宣、国民党将领俞星槎、民族资本家都锦生）等，都在此处结庐建宅，一时间，安吉路、昌化路上，错落有致、风韵各异的民国小楼点缀其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只可惜，建国后大都拆掉了，仅余安吉路35号、37号两座别墅。
这些曾经的记忆，今人已知之甚少，只有从居住在此大半辈子的老人口中才能了解一二。86岁的张秀老人，离休前系省广电厅处级干部，已在安吉路37号居住了半个多世纪，早已成为了这段历史的一部分。1964年，张秀与爱人眭中搬进这座青砖小楼，那时她家在一楼（现调整为二楼），二楼住着省委宣传部长的金韬一家。眭中是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南下解放杭州，后在省军区工作，转业后至出版局任领导工作，文革时被迫害致死，年仅46岁。
而金韬（1913～1966）是江苏省江阴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在杭期间，金韬历任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5年4月起任省委委员、省工业部部长、宣传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浙江省委宣传部被指“阎王殿”，宣传部长金韬被诬殿主，1966年9月金韬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金、眭两家遭受冲击，此楼原一层一户居住格局被打破，变为多户杂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建筑南侧花园被建成两层简易楼房，北侧后花园被建成三层宿舍楼一座，原楼房西北角平房拆除。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杭州住房制度改革后，住户流动较大，现为民居杂院。
2004年6月，安吉路37号别墅被杭州市政府列入第一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单。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任时光流逝，张秀老人依旧在这老楼中居住，天气好时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回味咀嚼着那些只属于她自己的过往岁月。
瞿晏也依旧脚步匆匆，安吉路37号并不是她的最终目标，作为一名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她要接过张秀这样的老人的回忆，再把它传承下去，就像接力一样，永不止步……
